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迪克西使团”成员到访延安，“迪克西”一词源自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泛指美国南部各州，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寓意——“太阳照耀的地方”。

“迪克西使团”的正式名称是“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成员全部来自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战争期间他们归史迪威领导。使团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即考察这里的武装力量是否值得重视，是否有与美国合作的基础，是否需要向他们提供援助物资。

促成使团到访的正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当年3月，他正式提出申请，派出美军观察团赴延安考察，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事专门委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并说服了蒋介石。但华莱士在华期间，包括宋子文和陈纳德都向其提出“必须将史迪威召回美国”的建议。华莱士由此得出结论：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史迪威必须离开。

史迪威在华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期间，蒋介石曾不止一次地向美国提出将其召回。美军内部一直都支持他，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陆军总长马歇尔。马歇尔“护犊子”的性格是出了名的，欧洲战场上他保全了惹是生非却打仗无往不胜的小乔治·巴顿；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保全了得意忘形、泄露美军最高机密的亚历山大·帕奇；而在中缅印战区，他又一次次成为史迪威的后盾。

史迪威这一次的危机还有个背景，当时恰逢日军在中国发起豫湘桂会战。面对日寇潮水般的进攻，国军在战场上一败涂地，使蒋介石曾经在国际上树立的英雄形象大打折扣。

当史迪威再次遭遇危机时，马歇尔曾询问过史迪威的态度，后者提出：“假如总统向蒋介石发一份内容强硬的电报，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和中国一直忽视的军队的严重状况。坚持在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蒋介石或许会被迫授予我指挥权力。我相信中国军队会接受我的。”

他还提醒说：“如果允许蒋介石及其一伙控制租借法案供应物资，你知道谁将得到供应。你也知道谁将得不到供应，我们总得想办法将武器交给延安，他们是要打仗的。”

马歇尔听了史迪威的陈述后，立即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向罗斯福送交了晋升史迪威四星级上将和任命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建议书。

1944年7月6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由陆军部起草、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电报中说：“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本人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清除正在威胁着中国和我们的灾难。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直接置于你的领导之下，负责指挥所有中国和美国驻华部队。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阻止敌军前进……”

蒋收到电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复电中表示接受美方的要求，但要修改一下具体内容，蒋希望罗斯福能够派一名特使来华，“调解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关系”，于是罗斯福决定委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于9月访问重庆。

在此期间，豫湘桂会战仍在持续，前线传回来的都是失利的消息。此时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已经攻克密支那，正在向八莫挺进。卫立煌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的高黎贡山地区与日寇争夺腾冲、龙陵、松山等各处要塞。

9月中旬，蒋介石以滇西方向战斗吃紧为由，命令史迪威从驻印军中抽出部队增援龙陵方向的国军，但史迪威认为这是蒋借战局削弱自己指挥的军队，所以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转而讥讽蒋应调围堵延安的胡宗南部南下赴援。至此，还没等赫尔利来重庆，二人的关系再度恶化。

史迪威将自己的处境告诉了马歇尔，并警告“如果中国战场的局势照此发展下去，即便打通滇缅公路也是徒劳无益”。为此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称“近几个月来，我多次请求阁下采取严厉的行动来清除逐渐危及中国和阁下本人的祸害。由于阁下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华军，致使华东要地失陷，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

罗斯福在电报中警告说：“我确信阁下现在要阻止日军实现其在华目标，唯有立即加强萨尔温江（即“怒江“）中国部队的力量，饬令他们向前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予他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全权。如果我的请求得以实现，那必将坚定美国保持和增加援华的决心……”

这封电报是发给史迪威并由他转呈蒋介石的。史迪威将其翻译成汉语后，随即赶往蒋介石的住处。当他到达那里时，蒋介石正在和包括赫尔利在内的一众人开会。史迪威把赫尔利叫了出来，先给他看了电报，后者出于外交本能，认为电报的措辞过于强硬，应该在翻译的时候缓和一下语气，并由其本人口述给蒋介石听。

史迪威没有在意这些细枝末节，他直接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将电报交给了他。后者读完电报后面无表情，只是扫了一眼史迪威，然后说“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宣布散会，然后起身离开。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史迪威、马歇尔和罗斯福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至少是过于心急。罗斯福想在战后扶持中国成为亚洲大国，这一点他曾多次在盟国的首脑会议上公开提出。但他不公开的态度是“这个大国必须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对于蒋来说，且不论其是是非非，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把军队交给一个外国人，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更何况他面对的对手不只是外敌的入侵。史迪威要拿走的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时还在资助自己的“对手”，不久前提出的邀请赫尔利来重庆不过是权宜之计，但面对罗斯福“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而且还是由盛气凌人的史迪威亲自递给他，则彻底激怒了他。

就在史迪威还沉浸在获胜的喜悦中时，蒋于9月24日约见赫尔利。次日他给罗斯福发出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只要能把史迪威移开的话，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每一件事都能够实现。他还特别指出：史迪威面呈罗斯福急电时带有侮辱之举，必须将其调离中国。

与几个月前来华的华莱士一样，赫尔利也于10月10日给罗斯福带去了自己的意见：中国各种棘手问题的症结在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不合，只要召回史迪威，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罗斯福犯了难，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支持史迪威，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要么撤换他，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全力支持蒋介石。

此时太平洋战局也在迅速演变，美国陆海军已经在菲律宾登陆。军事上以中国大陆为依托向日本反攻的重要性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在政治上依靠中国维持美国在远东利益的重要性则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罗斯福于1944年10月18作出决定：立即将史迪威从中国战区召回，另派魏德迈接任。

1944年10月21日，史迪威乘坐飞机永远地离开了中国。

临行前蒋派人见史迪威，提出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但史迪威拒绝了。他离开的那天，何应钦代表蒋到机场送行，记者们捕捉到了何得意洋洋的神态，立即又引发了舆论界对蒋的猛烈批评。

返回美国后，面对报纸上热衷的种种猜测，史迪威一直待在家中保持沉默。当有人提出采访要求时，他都一一拒绝。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以印度利多为起点的公路也同滇缅公路正式打通。出于外交礼节，蒋介石宣布把利多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当史迪威在美国得知此事后，依旧无法释怀的他很不高兴，并公开对记者说：“是谁叫他这样做的！我不赞成。”

1945年1月23日，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负责在本土训练部队。

当他穿梭于一个又一个兵营时，美军在太平洋上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也在湘西会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从广西地区转入战略反攻。

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当月，美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指挥系统也做了调整，麦克阿瑟改任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5月，马歇尔委派史迪威到太平洋前线视察，并暗示麦克阿瑟为史迪威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

史迪威和麦克阿瑟都毕业于西点军校，后者比史迪威早一年（1903年）毕业。二人在学校就已经熟识，后期又都长期供职于远东，所以关系不错。

6月18日，史迪威正要准备回国，麦克阿瑟提出让其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史迪威摇摇头，表示自己更适合担任一名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又问：“作为一名四星上将是否可以担任集团军司令？”史迪威立即回答道：“只要让我带兵打仗，哪怕指挥一个师都行。”

麦克阿瑟坦言，目前的确没有合适的位置可以安排。无奈的史迪威只好于第二天返回国内。

当飞机抵达夏威夷时，史迪威接到了麦克阿瑟的紧急电报，要求其“立即前往关岛，接管第10集团军的指挥权”。

原来，正在指挥第10集团军进攻冲绳的巴克纳刚刚在战场上阵亡，史迪威就这样意外地得到了一个理想的指挥位置。

6月23日，史迪威正式就任第10集团军司令。不过他还是没有品尝到指挥战斗的独特滋味，当他抵达前线时，美军已经基本占领了整个冲绳。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31日，史迪威随其他高级将领抵达东京，准备参加日本人的投降仪式。

9月2日，他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目睹了战争结束的那一刻。

9月7日，他代表盟军主持了琉球群岛的受降仪式。

按照原定计划，史迪威的第10集团军将在战后进驻朝鲜。但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出面干预，他致电杜鲁门，要求就“史迪威将军率领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一事作出说明，因为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朝鲜也是中国沿海地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麦克阿瑟撤销了第10集团军的占领行动，并下令第10集团军于10月返回美国国内。

1945年9月26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希望在返回国内前可以到北平去看望一下昔日的老朋友。美方把意愿提交给蒋介石，后者在一周后答复说“不同意”。

10月18日，史迪威和第10集团军官兵返回美国。部队就地解散，史迪威也得到了一个新的职务——军需装备委员会主席。

此时他已经62岁，对于新职务已经毫无兴趣。他一直在关注着远东局势，冷眼看待赫尔利和魏德迈在中国跟蒋介石打得火热。

早在1945年1月时，史迪威就断言“中国终究要爆发一场持久的内战。我们对此无可奈何，只能等到内乱平息后再见机行事”。对于美国在华施行一边倒的政策，史迪威意识到：“华盛顿和重庆一样，都是一堆大粪。”

1945年11月，史迪威的老上司马歇尔急流勇退，脱下军装、卸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很快杜鲁门就要求马歇尔赴华担任调停工作。

临行前，马歇尔没有找史迪威面谈，仅仅派了一名助手去征求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给出的态度很明确——马歇尔此行不可能成功，一旦蒋介石认定美国的政策绝不会抛弃他，他就不会向对手作出任何让步，转而变得更加强硬。他建议马歇尔不要去，但后者还是去了。

1946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兼管美国西部防务。

7月，他两次赴马绍尔群岛观察原子弹试验。

8月，史迪威返回家中时，妻子发现他明显消瘦，脸色也不好。不久之后他感觉头晕目眩，体力不支，几次昏睡在椅子上。

9月28日，史迪威住进医院。医生的检查结果是胃部的癌变已经到了晚期，而且已经扩散到了肝部。

弥留之际，史迪威提出希望得到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这是美军最普通的奖章，只要在一线参加过战斗的士兵都可以得到。作为一名四星级上将，史迪威已经获得过多枚奖章，包括一枚荣誉军团奖章、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两枚优秀服役勋章。

10月11日，陆军部决定满足这个老兵的最后愿望。陆军部副部长帕特森来到史迪威病床前，亲自向他颁发了战斗步兵勋章。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昏迷中与世长辞。二战期间，极富传奇色彩的将军至此走完了63年的人生路程。

根据他生前遗愿，他的骨灰没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而是撒进了浩瀚的太平洋。也许他的愿望是一手牵着中国，另一只手牵着美国，一同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