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解放那一年，村里的地主把田地全卖光了，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叫他卖的，不卖以后全部没收，啥也不会给你留下。 村里人都知道，老地主李守财不是那种敲骨吸髓的主儿。光绪末年他爹逃荒到关中平原，靠着给人扛长工攒下二亩薄田，传到他手里时，硬是凭着起早贪黑、精打细算，一点点扩到了三十亩水浇地。 李守财一辈子没娶姨太，也没逼租子逼出过人命，就连佃户王老实家闺女病了，他还借过两斗谷子。可地主的身份，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本身就带着让人不安的重量。 他大儿子李建国是村里第一个念过中学的，后来托人进了国民党县政府当文书，听说在城里管着不少事。那封信是腊月里送到的，李守财揣着信在炕沿上坐了一夜，油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信上的字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急火：“爹，共军已过黄河，多地土改分田，地主田地全没收，家人还要受牵连。 速将田地贱卖，换成银元，带娘和弟妹往南方避祸，迟则生变！” 李守财捏着信纸的手满是老茧，指节都泛了白，他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这些田地是他祖孙三代的心血，可大儿子在城里见多识广，总不会骗他。 第二天一早，李守财就托人捎话，说要卖田。消息一传开，村里炸开了锅。佃户们心里犯嘀咕，有的说：“李老财这是要跑路啊，怕是知道好日子要到头了”；有的则盘算着，要是能低价买块地，往后就不用再租种了。 可没人敢轻易接手，谁都知道世道要变，万一买了地，转头又被没收，那可是血本无归。 李守财急得嘴上起泡，最后咬着牙降价，三十亩地只换了二十块银元，大部分卖给了邻村一个胆子大的富农，剩下的三亩水浇地，半卖半送地给了一直老实巴交的王老实，就图他当年帮自己看护过庄稼。 卖地那天，李守财扛着锄头，在每块地里都走了一遍。他蹲在田埂上，用手扒开泥土，闻着那股熟悉的土腥味，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老伴在一旁抹着泪说：“咱守着这些地一辈子，春种秋收，哪块地长啥庄稼，哪块地耐干旱，你都门儿清，这一卖，往后咱靠啥活？” 李守财没说话，只是把锄头擦得锃亮，收进了地窖里。 他心里清楚，比起田地，一家人的性命更重要，大儿子的信里说得明白，那些不肯卖地的地主，有的已经被抓起来批斗了。 没过三个月，解放军就开进了县城，村里也来了工作团，开始搞土地改革。工作队挨家挨户登记田地，那些没来得及卖地的地主，田地全被没收，按人口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 有个邻村的地主，当初嘲笑李守财胆小，说“共军不敢真动咱的地”，结果不仅田地被分，还因为以前逼过租子，被村民拉去游街。 而李守财因为早就没了田地，成分被划为“富裕中农”，虽然没了以前的家底，却也没受啥罪，只是跟着村民一起下地干活。 王老实分到了李守财的水浇地，又额外分了其他地主的三亩地，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他总记着李守财的好，时不时送些粗粮过去，李守财每次都推辞，最后实在拗不过，就收下后又回赠些自己编的竹筐、纳的鞋底。 村里人这才明白，李守财卖地不是投机，是真的怕了，也是真的听了儿子的话。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李建国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他跟着国民党部队往南撤，半路上被打散了，有人说去了台湾，也有人说死在了战乱中。 李守财往后的日子过得很平淡，跟着村民一起挣工分，一起吃大锅饭。他从不提以前的田地，也很少说大儿子的事，只是每年清明，都会朝着南方的方向烧一叠纸钱。 有一次，村里的孩子问他：“李爷爷，你以前有那么多田地，后悔卖了吗？” 他摸了摸孩子的头，半晌才说：“田地是死的，人是活的。那时候不卖，一家人可能都活不到现在。只是可惜了我儿，连句再见都没说。” 其实村里人心里都清楚，李守财的选择，是那个时代里很多地主的缩影。他们不是天生的恶人，只是恰好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而大儿子的那封信，成了他规避风险的救命稻草。 可历史的车轮从不会因为个人的选择而停下，土地终究回到了农民手中，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李守财用一辈子的田地，换来了一家人的平安，却也永远失去了远方的儿子，这份得失，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时代的变革中，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参与者。李守财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与无奈。 那些田地的易主，不仅是财产的转移，更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