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刊发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中回忆：“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晚，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这些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急电蒋介石九日预备轰炸，十日投‘甲种’弹（即毒气弹）掩护突围。”

杜聿明之所以请求老蒋用毒气弹助他逃命，是因为蒋军在淮海战场上大量投放毒气弹已有先例，黄维在陈官庄被包围，老蒋就给他空投了不少毒气弹，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杨伯涛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都有承认和揭露，而最熟悉老蒋蓄意在内战中大规模使用毒气弹内情的，还是时任蒋家“国防部化学兵司”少将司长的汪逢栗。

汪逢栗在《蒋介石妄图用化学武器挽救败局》一文中回忆：“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曾于1948年11月22日至12月12日，六次召集高级将领密谋在淮海战区使用化学武器。但由于遭到有正义感的高级将领的反对，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汪逢栗说老蒋的阴谋没有得逞，这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蒋军在淮海战场上确实使用了毒气弹，最先得到毒气弹的就是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他在被俘、特赦后有些遮遮掩掩，但还是承认了：“兵团部秘密拟订在空军大规模使用毒气弹轰炸掩护下的突围计划，并秘密地立即进行各种准备，以待空军确定开始轰炸的时间实施。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

黄维不但要求空军用毒气弹轰炸，还得到了一些毒气弹分发给各军使用：“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二三十箱，据说每箱十二颗，可能悉数分配给第十八军了。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承认自己使用了毒气弹：“十二月十二日黄昏后，解放军的壕沟已逼近这个制高点的脚下，一举发动攻势，密集部队潮涌冲锋。第一一八师守军即猛烈发射毒瓦斯弹，旋见解放军即刻停止冲锋，声息全无；另一次使用毒瓦斯弹，是在双堆集西边的一座山庙前，这座山庙被解放军攻破，我企图夺回，令尹锺嶽组织兵力配合毒瓦斯弹攻击，先发射毒瓦斯弹，步兵跟着冲锋。”

当时领到毒气弹的不止是杨伯涛的第十八军，覃道善说自己的第十军也得到了一些：“第十军的阵地位置在双堆集北面，面向东北和西北的解放军作战。时值寒冬，又常刮东北风和西北风，因而不适宜施放毒瓦斯；加以没有技术人员，所以没有使用，突围时都抛弃了。”

一个“剿总”副总司令、一个兵团司令和两个军长都承认蒋军在淮海战场使用了毒气弹，那么这些毒气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还得问那位“化学兵司”少将司长汪逢栗，因为有些毒气弹，就是他分发给蒋军的。

据汪逢栗回忆，1948年11月22日下午3时，蒋军联勤总司令郭忏突然给他打电话：“委员长问我们现在有些什么化学弹药？各有多少？”

汪逢栗告诉郭忏：“现在除教学使用的少数几种外，没有可供作战用的。今年春季制造的三万颗催泪性化学抛射弹都早已发给各部队了。”

化学抛射弹，就是用迫击炮发射的毒气弹，从汪逢栗跟郭忏的对话中，我们就知道当时前线蒋军至少已经有了三万发毒气弹，而不是黄维说的只有二三十箱。

化学兵司手头已经没有存货，老蒋一听就急眼了，他当晚六点就紧急召见汪逢栗：“就只这些？为什么不多造些？没有原料，可以向美国买一点嘛，我想造十万颗化学炮弹！”

第二天晚七点，老蒋再次召见汪逢栗，再次下达制造十万颗毒气弹的命令，汪逢栗一推六二五：“现在不但没有化学原料（指毒剂），而且没有炮弹壳，用普通炮弹壳是不行的，而且关于武器弹药的制造不归我司管，是归工业司管。”

11月24日下午，老蒋第三次召见汪逢栗，看起来眼睛都急红了：“我想用一种毒气，让人看不见又能毒死人的。有没有这种毒气？”

汪逢栗回答：“就当前已知的各种毒气来说，只有光气（又称碳酰氯，剧烈窒息性毒气，可致肺水肿）在浓度很低时，不易为人们看见和感觉到，但要在其中待的时间长些，如二三小时，也会致人死命的。”

汪逢栗知道，早在1937年，蒋家王朝的河南孝义二十三兵工厂就已经制造出“光气”准备用来对付红军，但是在抗战中，老蒋却很守规矩地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即使日军使用了毒瓦斯，他也不让自己的军队用“光气”。

老蒋抗战都不敢使用的毒气弹，却想在内战中使用，郭忏和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都反对，汪逢栗当然也不赞同，郭忏也无可奈：“我跟何部长、顾总长都说过，但委员长还是要用，我有什么办法呢！”

明知道那么多高官和自己的司长汪逢栗都反对使用毒气弹，化学兵司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郦堃厚却吐露了连汪逢栗都不知道的秘密，并献上了一条毒计：“1936年，为准备对付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使用毒气，我们曾做了一万颗毒气炸弹，五千芥子气的、五千催泪的，每颗毛重十五公斤。抗战爆发后交给了空军，空军没有用。抗战胜利后，空军又运回泸县二十三厂。我曾对两种炸弹做过检验，都还有效，现在是否可以用这些炸弹？”

抗战的时候宁肯封存也不使用，现在却要拿出来对付同胞，老蒋和郦堃厚的膝盖之软、心肠之毒可见一斑。

听说还有这么多毒气弹可用，老蒋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棵稻草，他立即命令把还能用的七千五百颗毒气弹连夜运往南京，在中山门外十五华里的地方进行爆破检验。

试爆成功，老蒋于12月11日下午4时召见郭忏、汪逢栗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老蒋首先问汪逢栗：“我现在已决定使用这些炸弹，你的意见怎么样？”

汪逢栗回忆：“我不愿顺从他的意志，便对他直说：‘这将导致国内外舆论的反对！’……见他执意要使用毒气，就连何应钦的话也听不进，我想最好让他自己找个敢同他说理的俞大维问问意见。”

汪逢栗认为俞大维懂国际法，肯定会反对老蒋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没等俞大维赶来劝阻老蒋，王叔铭却跃跃欲想带着毒气弹去淮海战场轰炸，汪逢栗只好使出绝招儿：“你投这些炸弹要想投得准，飞机的飞行高度不能超过五百码！”

王叔铭一听就傻眼了：五百米，那岂不是下面用步枪就能打下飞机？即使飞机不坠毁，打漏了毒气，我的人不也全毒死了？如果飞机漏气返回南京，岂不是连委员长也要遭殃？这些话，你一定要跟委员长当面说清楚！

汪逢栗吓住了王叔铭，又在12月12日上午在老蒋召见时再次重申了五百米的飞行高度和可能出现的险情，老蒋也有些害怕地取消了轰炸计划，看起来俞大维的劝说起了作用。

汪逢栗回忆，12月12日下午2时，他在“交通部”见到了“脸上呈现出忧伤无望的神情”的俞大维，俞大维抬头凝视汪逢栗：“是谁的主意，要用毒气？”

汪逢栗回答：“很可能是郑介民，因为他今年夏天给何部长上了一个签呈，题为《为加强戡乱，建议成立化学兵总队》。”

俞大维告诉汪逢栗：“经我和委员长力争，现在已经决定不用了。”

汪逢栗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也更坚定了与老蒋分道扬镳的决心，他并没有跟着老蒋逃离南京，而是在1949年6月加入了解放军，这才有了他所写的时间地点人物清晰准确的揭露文章。

看了汪逢栗的回忆，读者诸君肯定也有话要说：抗战期间，日军使用生化武器肆无忌惮，老蒋有毒气弹而不敢用，内战时期，他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种行径，应该如何评价？如果不是那些有良知的将军劝说甚至设计阻拦，老蒋会不会丧心病狂地在淮海战场投下那七千五百颗毒气弹？如果真投了，后果会有多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