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己之力做联合设计，当成自己的事业去做，才逐渐有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研发的新局面，这是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贡献。”
文丨廉玉波
厂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1987年，我从南航毕业，分到扬州柴油机厂，档案都到扬柴了，被告知暑假热先回家休息。我休息了一个礼拜再去报到，对接人说仪征汽车厂书记和厂长来，看到我是本地人，把档案调回去了，去那边报到吧。
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 廉玉波
我问分配到哪个单位？对接人说不知道，自己去市人事局问。去人事局了解，才知道被分到了仪征汽车厂。我没有听说过，心想小地方还能有汽车厂？
我去到仪征汽车厂，厂书记跟我谈了一下午，讲了很多将来的规划，说现在效益很好，但公司两三千人一个大学生都没有，我是第一个，未来大有可为，我就留下来了。
进工厂后，由于还没有专门设置给大学生的岗位，让我先到车间装车。下车间后，我轮换过很多岗位，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帮忙，比如翻砂我也干过，一天工作12个小时很锻炼人。时间一长，所学知识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也开始怀疑所憧憬的未来。
然而，就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希望来了。
仪征厂当时一年能做两三万台吉普车，已经发展起来了。当年国内的吉普都是北京吉普那种软顶，仪征就用半模具半手工研究钣金工艺，在这个基础上再研发皮卡，采用北京212、北京吉普的底盘，把它加长改装好车身。
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类型车，大厂不做乘用车，日本的又买不起，仪征出了一台还像模像样的车，那叫一个火。当时也没有民用买方市场，都是公安部、水利部、交通部、农业部集中采购，全国分配。
何总看到仪征厂还不错，就想帮助企业在技术上、产品上进行升级。仪征虽然一年能生产两三万台车，但主要还是敲敲打打手工做出来。何总既然想把企业扶上规模，就要做出技术竞争力。
何总说这个车的设计应该提升，底盘是吉普车的体验不会好，要用一个真正的轿车底盘来设计车身，于是有了联合设计。
因为联合设计，天津中心让仪征厂派技术人员去画图。 我是唯一一个大学生，还是学机械的，于是厂里派人到车间找我。我去技术科办公室报到，没过几天就去了天津。
从不懂汽车到技术骨干
我在工厂一线待了十个月，毕业第二年就去了刚成立的天津中心。何总在天津第一次开设计会议，问仪征厂谁来了？我站起来。问我是做什么方向的人？我说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问我懂不懂车？我说不懂。问我会画图吗？我大学毕业设计的图，还是画得很优秀的。问我画的什么图？我画的是变速箱，但因为我之前学的是机械制造和飞机材料制造，飞机和汽车结构还不一样。
何总问着自己也着急了，说你行的，你们公司找不出来比你更合适的人了。我就这样留在了天津，一待就是四年多。这四年多里，我80%的时间在天津，20%的时间回到仪征工作。我和何总开过很多次会议，每次他到我们仪征去，技术产品就让我去汇报，何总慢慢认识了我。
有一次何总说，虽然你是大学生，但汽车领域你还是个土八路，你愿不愿意深入学习啊？我当然说可以。他就给我介绍了清华的余志生老师，系统的学习汽车理论。
余老师有一个社会班，专门系统的讲汽车理论。我又找了吉大汽车班的王庆武，把他本科汽车专业的《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设计》教材带来学习。
在天津中心，星期一到星期五我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学习，学到的知识马上就在工作中实践，比在学校学习效率高很多。到了周末，又有何总介绍的清华大学余老师讲理论，再配合吉大汽车班的专业教材一起学习，进步神速。何总把我安排在总部，对汽车设计要求更高。我直接跟着赵航主任，那个时候赵主任还不是主任，我们都喊赵老师。
这四年里，我们最早爬图版，后来开始有导轨画图，再之后给我们配286或者486电脑，开始有三维设计软件。我从6400、6470、6450变形了几个车，从底盘设计开始，到后期把UG软件买来进行车身三维设计。天津中心应该是中国汽车行业，最早使用三维设计软件的。
那段时间，我从事技术研发工作，从不懂汽车到技术骨干，补了很多课。一边看书学习，一边干活，从理论到实践，有人指导学习，有人指导干活。所以毕业前五年打下的基础，一直到现在对于我来说都非常有用。
1992年以后，我大概1/3时间在天津中心，其余时间就回仪征厂负责技术部门工作，厂里把整个技术部门都交给了我。每次代表仪征厂出去开设计会，从以前别人跟何总汇报变成由我直接给何总汇报。
后来，仪征厂被上汽兼并，我就离开上汽了。之后我和同济几位老师，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跟雷雨成干了两年。后面遇见了王总，到比亚迪主持汽车研发，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一路崛起。
在比亚迪第三年我又遇到了何总，他说自己直接指导带领的人中，我是最年轻的，我算他的关门弟子。我说这么高的待遇给我，中午请你喝两杯吧！ 中午他带我去了上海松芝空调，我们一起吃饭，他喝了一两酒，很高兴。
何总说你的从业经历还可以，正好把联合设计和仪征两套方案都结合了，可以主导研发设计也可以快速生产落地，这都是行业最扎实的宝贵经验。他说在比亚迪就好好干，比亚迪的将来还可以，必有一番大作为。
果敢高效雷厉风行
刚毕业那会儿比较年轻，作为技术人员，和何总的接触比较少，只有公司开会时去机场接他能见一面，会谈时我不会参加。1992年我负责技术以后，才真正和何总面对面接触，工作直接交代开始多了起来，他亲自指导我一些事情。
何总性格果敢，以目标为导向。干不好就要骂人，毫不留情，不管哪个领导，开会迟到都要被骂，跟着他干活大家都提心吊胆。他办事雷厉风行，经常直接打电话找各总经理，推动工作要求立即处理。这种高效的执行力，如果他要干一个民营企业，成功率一定很高。
何总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从北京往全国各地跑。任务他给，项目他立；过程是他的，产品怎么试制他去组织；试验队伍也是他拉天津检测中心执行。试验完了产品组织鉴定是他，上目录是他，他还要负责给产品报汽车工业奖，他说每年要给联合设计一个奖。整套全部都是他负责，中国像他这样干的可以说没有。在当年的条件下，有这么一个人把汽车行业推动发展，是极不容易的。
何总还有技术攻坚的能力。像研发少片式变截面弹簧，把淄博弹簧厂全面技术升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里全国知名的钢管弹簧企业。还有把几个做扭杆弹簧的企业联合起来，研发独立悬架。此前中国从来没有做独立悬架的企业，当时中国只有桑塔纳，也没有外资零部件厂进入，他把几个做扭杆弹簧的零部件厂整合起来，开发出第一代乘用车厂的独立悬架，让好多中国零部件企业接触到了下一代乘用车零部件的发展方向。
现在的江苏新泉内饰厂，上市公司，年产值100亿。唐敖齐当时是做玻璃钢仪表板，只有7个人。6450乘用车仪表板没有人做，其他厂没有人愿意干，何总就找到他，他也没有人，但他愿意干。何总亲自教他，组织他边看边学习，内视镜的产业慢慢就起来了。从当时的7个人，到现在成为市值百亿的上市公司，他是何总一手扶持起来的产业。
长城是最后一个加入6450设计的，当时五万块钱可以买一套整车图纸，长城花五万块钱买回来。何总为了让长城快速导入，跟仪征汽车厂说让我去保定待三个月，快速让他们把图纸6450消化。我在保定待了两个多月，就帮助长城把联合设计的6450导入，后来长城皮卡和第一代正规设计的SUV就诞生了，还卖的比较好。
恩泽广大不谋私利
每设计一个产品量产，就救活了几个濒临倒闭的汽车厂，可以说联合设计就是扶贫项目。仪征厂没有活下来，长城属于活下来又壮大的，当时一批这种企业，培养了一批汽车人。后来石家庄、湖南汽车厂虽然没有了，武汉蜻蜓客车厂也没有了，但是这些厂的技术部门负责人都到了奇瑞、吉利、长城等企业去了，好多都是技术骨干，包括我在内。
要说联合设计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么多企业参与，有的企业频繁换人，没有办法很好的整合到一起，全靠何总的个人魅力推动。但是他这种雷厉风行的精神，有时也会和企业领导产生矛盾。领导不按他的思路做，他是坚决会批评人的，特别是和仪征厂有矛盾了，你要指挥人家干活，人家不开心了。但是他的风格就是要必须听我的，而且必须要快。
其实何总做这些，对他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最多就是过年给他拎两瓶酒什么的，我就干过这个事。他个人通过联合设计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就是想通过研发有竞争力的产品，把这帮濒临倒闭的企业救起来，把产业扶持起来。后来产品没有目录，何总就自己成立客车公司，把目录免费提供，没有卖，也没有收过钱。他当时全力帮助各个地区的企业，所以上面我说这种模式叫扶贫。
政府没有交代做这些事情，自己可以轻轻松松的退休。但何总愿意为了汽车产业的未来，揽起重担组织开会。我们每次开会都是在小饭店，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招待所，主要是为了给企业省钱。有人说他拉拢大家谋私利，有什么私利，一帮活不下去的企业在一起哪有私利？都是因为想活下去才找到他，这些企业因为他多活了好多年。何总的精神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未来殚精竭力。
我刚毕业的时候不懂，后来慢慢感觉，完全是何总的个人魅力，把联合设计推动起来。联合设计，是他转动中国汽车自主研发的第一个齿轮。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当时没有文件也没有政策一定要他干这个事情，没有部委或者司局让他干，联合设计也不是当时政府鼓励的。但他就是凭借一己之力，闯出了一条符合大环境的特色发展之路。
他就是用一己之力做联合设计，带动一批企业以身作则，当成自己的事业去做，才逐渐有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研发的新局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贡献。
（作者为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 廉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