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城外，吴主孙皓反缚双手、抬棺出降时，晋军东线主帅王浑的八万大军仍在长江北岸“待命”。这场看似顺风顺水的灭吴之战，实则是西晋朝堂权力博弈的延伸——当王濬的水军突破三峡天险，杜预的中路军横扫荆州，司马炎却在洛阳被迫与反对派签订“政治分赃协议”。
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司马炎启动灭吴计划，其军事部署暗藏玄机：益州刺史王濬统领七万水军，负责突破长江上游防线；杜预、王戎等士族将领组成“监督团”，节制各路兵马；皇亲司马伷与重臣王浑驻守淮南，实为防备王濬失控。
最耐人寻味的是，司马炎将反对伐吴的贾充任命为“总指挥”。这手政治平衡术，既用贾充制衡前线将领，又以战功为饵分化士族集团。洛阳朝堂的棋局，远比长江战场复杂
战事甫起，反对派便展开舆论攻势。当王濬舰队突破丹阳（今湖北秭归），贾充联合荀勖等士族领袖上奏：“吴地瘴气横行，宜速退兵。”中书监张华不得不立下军令状担保胜局，这场“洛阳政变”差点在战前终结统一大业。
前线将领同样深陷泥潭。东线主帅王浑在击溃吴军主力后，为压制西路军王濬，竟下令“暂缓渡江”。其参军何恽劝谏急攻建业，反遭训斥：“王濬若先入建业，你我皆成罪人！”此时距离吴都陷落仅剩三百里。
七十四岁的王濬成为破局关键。他烧熔横江铁锁、火攻丹阳水寨，却在逼近建业时收到十二道撤军令。这位益州老将选择“风大难泊船”的借口，直扑吴都。其副将唐彬见状称病交权，实为规避政治风险。
建业守军未作抵抗便开城投降，暴露了东吴政权早已离心离德。可笑的是，王浑在王濬受降两日后才“驰援”抵达，立即弹劾同僚“违诏擅进”。这场闹剧最终以司马炎各赏千金平息，但士族与寒门的裂痕已不可弥合。
咸熙殿庆功宴上，司马炎看着争执不休的群臣，或许已预见二十年后八王之乱的祸根。这场“顺利”的灭吴之战，实为西晋王朝的慢性毒药——当权力分配取代国家利益成为首要考量，任何军事胜利都不过是延缓崩溃的止痛剂。
洛阳皇宫的庆功钟声响彻云霄时，长江两岸的流民正啃食树皮。历史总在重复着荒诞的剧本：那些高坐庙堂者争夺的“不世之功”，往往与苍生福祉背道而驰。西晋灭吴的黑色幽默，在千年后的权力场上依然能找到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