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季，曾在黄埔军校服役的老兵曲光镛终于办妥了回乡探亲的手续，踏上了返回他朝思暮想的山东故乡的路程。曲光镛站在自家门前，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妻子。虽然两人心里都清楚对方是谁，但彼此对视了好一会儿，谁都没敢先开口相认。分别了整整44年，曾经那个娇小可爱的妻子，如今已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了。妻子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紧紧抓住曲光镛的手痛哭失声：“你总算回来了！可你弟弟已经走了，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能等到！”
曲光镛内心五味杂陈，喜悦、惋惜、温暖、痛苦交织在一起，最终化作满脸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紧紧搂着妻子，声音哽咽着说道：“多亏有你，我才能在外漂泊后，还能回到这个温暖的家！”曲光镛的妻子结婚仅三年就与丈夫分离，两人没有孩子。在接下来的四十四年里，她始终没有再婚，一直和曲光镛的弟弟及其家人共同生活。她似乎有个家，但那并不真正属于她。这么多年过去，直到亲眼见到丈夫归来，她才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有了依靠……曲光镛出生在山东荣城，少年时期在威海求学，直到19岁完成高中学业后，便返回荣城从事教育工作。那时候，能像曲光镛一样上过好学校的年轻人很少，他是个充满理想、干劲十足的小伙子，夜里总爱去参加那些讨论救国救民的秘密集会。抗日战争打响后，国内局势一片混乱。曲光镛心里焦急，想为国家做点事却不知从何下手。碰巧，一位老同学来威海找他，聊到眼下国家危难，年轻人不能光看着，得行动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招收军校学员，几个同学叫上曲光镛一起去报名参军，曲光镛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曲光镛的老婆来自山东高密，比他年轻三岁。他们结婚已经三年了，但还没有要小孩。
曲光镛作为家里的大儿子，父母在他身上投入了大量心血和金钱，16岁时就给他安排了婚事，目的是想让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旁。曲家在这个地方算得上是有钱人家，曲光镛是家里的大儿子，他心知肚明，父母肯定不会同意他去读军校，只想让他安安稳稳留在家里接手家里的生意。因此，曲光镛没跟妻子和父母打招呼，就悄悄离开了家。曲光镛听到同学们齐声呼喊“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口号，顿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年仅19岁的他，完全没心思再想家里的父母和刚过门的媳妇，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们从山东荣城启程，花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徒步抵达安徽，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路，最终到达了四川成都。曲光镛顺利考入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成为第十七期学员。曲光镛完成学业后，继续在宪兵学校进修了两年，随后被派往宪兵部队服役，主要负责江西上饶地区的防卫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结束这段军旅生涯。曲光镛那时认为，只要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走，他们就能回到故乡。曲光镛在外征战多年，对家人思念愈加深切。岁月磨砺让他变得稳重，如今带着凯旋的喜悦，他正筹划着衣锦还乡。可他的队伍先是转到了杭州，之后又移防到了上海。曲光镛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上级就紧急通知他们4000多人火速从上海撤往台湾，任务是培训新兵。他也在这次转移的队伍里，就这样与大陆隔海相望，再也联系不上家人了。曲光镛刚到台湾的头两年，正是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紧绷状态。他在军队里待了三年，实在受不了那种压抑的环境和没完没了的高强度训练，最后决定离开部队，选择了退役。
曲光镛认为自己年纪还不算大，一切都有机会重头再来。他在台湾各地奔波，努力找份工作，希望能自食其力。那时候台湾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低迷，物资短缺，老百姓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从大陆过去的退伍老兵们，就像无依无靠的漂泊者，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从头开始谋生路。曲光镛当初怀着满腔报国热情投身军旅，如果当初选择留在家里，他如今依然能过着安稳的日子，不必为生活担忧，妻儿老小都在身旁，或许早已儿孙满堂了。他渐渐对过去那个决定产生了疑问，心里琢磨着当初是不是选错了路。在黄埔军校期间，曲光镛给家里寄过信，但始终没等到家人的回复，他也不确定信件是否顺利送到了家人手中。由于曲光镛离家出走，对妻子不管不顾，媒人多次上门讨说法，要求曲父把儿子叫回来。曲父实在受不了这种压力，便带着曲光镛的弟弟离开了家，前往青岛。曲光镛的太太留在家里，负责照料曲光镛的祖父。曲光镛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爷爷一直希望他能好好读书，坚持送他去上学。曲光镛离开后，爷爷心里特别难过，日日夜夜都盼着他能早点回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爷爷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曲光镛的名字，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个长孙。曲光镛走的时候，他老婆还很年轻。虽然他俩结婚已经三年了，但大部分时间曲光镛都在威海上学，两口子真正在一起的日子没多少。岁月流逝，曲光镛渐渐变得沉稳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或许永远都无法回到故乡，对妻子和双亲造成的伤痛，已经无法挽回了。曲光镛的媳妇既好看又能干，跟他特别合适。她娘家人觉得自家闺女被甩了，心里不服气，想找曲家讨个公道。可曲家那边也联系不上曲光镛，这事儿就这么僵住了。每次女儿回娘家，她妈都心急如焚，总劝女儿别在曲家耗着了。曲光镛生死未卜，总不能一辈子就这么守空房，耽误自己的大好年华！要是曲光镛再也不回来了，或者在外面有了新家，那她这辈子可就全搭进去了。等到她年纪大了，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
曲光镛的媳妇心里清楚婆婆的话有道理，可她就是坚信丈夫一定会回家。她不停地安慰自己，再等等看，再等等看，说不定过些日子，丈夫就会出现在家门口了。曲光镛的弟弟结婚后不久就有了四个小孩，由于弟媳身体不好，常年生病，抚养这些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曲光镛妻子的肩上。在这四十多年的时光里，曲光镛和妻子虽然名义上是夫妻，但实际上早已形同陌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就算她选择离开或另嫁他人，也不会有人指责她的决定。她铁了心要留在家里，伺候老人、拉扯孩子，天天不是缝补衣服就是洗洗涮涮，做饭收拾屋子，一干就是十多年，从没抱怨过一句。曲父去世前，对大儿子彻底心寒，至死都没原谅他。他对儿媳说：“老大媳妇，等了十多年，光镛一点消息都没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些年我们曲家亏待了你，要是遇到合适的人，你就为自己找个好归宿吧。”大儿媳满眼泪水，恳切地对公公说：“爸，求您别赶我走，不管怎样我都要等光镛回来。只要曲家不嫌弃，我愿意一直留在这儿，照顾这些孩子们，直到我生命的尽头！”曲光镛的父亲去世后，他妻子依然跟弟弟一家人共同生活。等弟弟和弟媳外出工作时，她就负责家里的采买、做饭，还要照看四个孩子的学习起居。四个孩子都特别懂事，明白大娘这辈子过得不容易，没儿没女的，把他们当亲生的养大。他们也把大娘当成自己的亲妈，打心眼里敬重她。新中国成立后，曲光镛逃往台湾的事终究没能瞒住。尽管他的妻子根本不清楚丈夫的去向，却仍然因此受到牵连，成了周围人议论的对象。此外，曲光镛的媳妇户口一直留在老家荣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买东西都得靠票，她连吃的粮食都没了。为了避免连累小叔子一家，也为了能解决温饱问题，她只能选择回到家乡，依靠娘家人生活。弟弟和弟媳拼命挽留嫂子，他们苦口婆心地劝道：“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当初你不听劝没改嫁，现在回娘家谁还愿意收留你？多张嘴吃饭可不是小事。”曲光镛的媳妇性子特别倔，外表看着温温柔柔的，其实心里特别有主见，一旦打定主意谁也劝不动。跟弟弟两口子道别后，她就独自回了高密娘家。她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了，刚回来时难免会有人说三道四。再加上娘家那边没什么亲人了，她既分不到土地，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就这样，她独自住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墙壁漏风，屋顶透光。为了维持生计，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锄头上山开垦荒地，种些粮食。从早忙到晚，靠着自己的双手勉强糊口。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曲光镛的妻子对他的感情逐渐变淡了。她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四个孩子，还有那个一直对她很关心的小叔子一家，她常常思念他们。她刚回到老家没几天，家里那个最小的娃娃就开始整天哭个不停。小家伙把她当成了亲妈，说什么都不肯让她走。
从青岛到高密有一百公里路，我那刚上小学的小侄子就骑着辆旧自行车去找他大姨。每次到了大姨家，他就赖在那儿不肯回家。但每到周一清晨，大妈必定会硬拽他起床，哪怕他又哭又闹，也得把他送出村口，铁了心要让他去学校念书。曲光镛的老婆心里总惦记着四个娃，孤单的日子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孩子们就是她最大的盼头。家里但凡有点好东西，她一口都舍不得动，全都留给孩子们享用。小侄儿回家时总惦记着给大娘捎些好东西，那时候苹果可是稀罕物，他小心翼翼揣在怀里，兴冲冲地去找大娘，非得和大娘一起分享才开心。几年过去，四个孩子逐渐成人，各自有了工作，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过起来。弟媳因病离世后，孩子们把大娘从高密接来，打算让她在这里安享晚年。四个子女相继结婚生子后，大娘二话不说就挑起了照顾孙辈的担子，尽心尽力地照看着曲家的第三代。多年来，曲光镛的妻子一直默默奉献，毫无怨言地照顾着曲家的两代人，把孩子们都抚养成人。曲光镛对她来说早已不再重要，她认为这些孩子才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意义，她从不后悔自己付出的等待。与此同时，曲光镛在台湾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既缺钱，又找不到工作，只有极少数人攒了点钱后，才在当地成家立业。曲光镛自认为有点学识，便和同伴联手创业，可他们对管理一窍不通，办的小厂始终没什么起色，最后只能转手给了别人。曲光镛和几个朋友一起搞了家餐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到深夜才休息，累得够呛。可餐饮这行当竞争太激烈，他们的生意一直不景气，最后亏得血本无归。
曲光镛已经一无所有，再也无力拼搏。他只能靠打工维持生计，挣着少得可怜的工资。直到身体完全无法支撑，他才找到昔日的一位老同事，托关系进了台湾的荣民之家，也就是养老院，在那里安度晚年。多年来，曲光镛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可他总是强忍着不敢多想，内心充满了自责与悲伤。荣民院的老兵们心照不宣，很少提起故乡，但谁都知道，每个人都在思念家乡，盼着有朝一日能平安回去。谁能打听到家乡的情况，就会成为大家悄悄羡慕的对象，哪怕只是和他随便聊聊，也仿佛离故乡更近了一步。空闲时，曲光镛总爱给家里写封信。他心里清楚，这些信十有八九送不出去，可还是忍不住要写。年纪大了，说不定哪天说走就走，总想给亲人留几句话，让他们记得自己。曲光镛从未给妻子寄过一封信。他心里没底，觉得才结婚三年又长期分居的妻子不一定会一直等他。他反而希望妻子能早日改嫁，找到真正对她好的人，过上一辈子幸福的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到老。1986年，台湾的环境已经没那么紧张了，曲光镛找了些关系，想查查大陆老家亲人的近况。这位老乡怀着深深的期望，历经艰难终于找到了搬到青岛的曲家。回到荣民院后，他私下找到曲光镛，告诉他：“你父亲已经过世了，但弟弟一家还在。你妻子一直未再嫁，这些年来和弟弟一家相互扶持，艰难生活。”得知父亲早已去世，曲光镛的情绪瞬间崩溃；当他知道妻子这些年一直在等他，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曲光镛担心被人发现，悄悄走到荣民院的墙边，来回踱步，终于寻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忍不住放声痛哭。多年来，曲光镛很少因为想家而落泪，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变得冷漠无情。然而，直到此刻，他才明白，那份对家的思念其实一直深埋在心底，从未消失。1987年，台湾允许民众回乡探亲，曲光镛心里特别想回去，可他又担心和其他老兵不一样。当初他是主动跟着部队来到台湾的，不是被强迫带过来的。他害怕回大陆后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一直不敢行动。
就在这时，弟弟的来信到了。信里，弟弟劝曲光镛早点回去，嫂子已经等了他这么久，全家人都在盼着早日团圆。弟弟提到，现在大陆对台湾同胞有优惠政策，只要回来就热情接待。他还答应把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曲光镛妻子从小照顾的侄子，过继给他们夫妻，以后由这个孩子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弟弟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曲光镛心里直痒痒。尤其是想到老伴儿头发都白了，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还在眼巴巴地盼着他回去，曲光镛立马下定决心，二话不说就去办理探亲的手续了。1989年，曲光镛从台湾出发，途经香港和广州，最终回到了祖国大陆。那时候香港的酒店被返乡的台湾老兵挤得满满当当，想要找个房间，至少得提前半个月预订，不然肯定没地方住。住在旅馆的老人们，满头银发，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个个都像小孩般兴高采烈。他们中有独自一人的，比如曲光镛；也有坐着轮椅，由台湾的妻儿陪伴在侧的。虽然彼此素不相识，但一提到回家看望亲人，大家就立刻聊得热火朝天，有说有笑。这么多年在刀光剑影中摸爬滚打，曲光镛头一回碰上这么温馨和谐、毫无防备的场面。回到家，曲光镛和爱人抱头痛哭，弟弟已经走了，曲光镛因为没能赶上见弟弟最后一面，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懊悔。他打心底里感谢弟弟和弟媳，是他们让妻子有了安身之处，不用再四处漂泊。他们的孩子也给妻子带来了温暖，让她在曲家找到了晚年生活的寄托。根据弟弟生前的安排，小侄子被过继给了曲光镛，他们去办理了正式手续。突然间有了儿子，还能和妻子朝夕相处，多年来一直孤身一人的曲光镛，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曲光镛见到了他心爱的小孙女，孩子的天真烂漫立刻驱散了他所有的忧愁，常常逗得他开怀大笑。这种亲情的温暖和快乐，是他在台湾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由于岛内持续进行负面报道，曲光镛仅申请了短暂的探亲假。他长期漂泊在外，这次归国之路是福是祸，心中实在没底。回到大陆后，他亲身感受到政府对台湾老兵的真切关心，没有任何偏见或特殊监视，这让他下定决心在此安家。1989年秋季，曲光镛回到了台湾，迅速办妥了所有需要处理的事务。1990年春节前夕，他匆忙返回了山东老家。他再也不愿让妻子独自等候，一心只想守在她身旁。曲光镛每年都能收到一笔从台湾汇来的"退役补助金"，这笔钱完全可以让妻子过上富足的日子。不过，妻子早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哪怕手头宽裕了，也舍不得多花一个子儿。小孙女开始上小学，老两口原本可以轻松一下，但曲光镛偏偏在这时病倒了，妻子不得不重新忙碌起来，全心全意地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曲光镛心里满是愧疚，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开口。他本打算回家多陪陪妻子，结果反而给妻子添了麻烦。老妻一直很开朗，她轻声安抚曲光镛："我明白这些年你吃的苦比我多，你开心我就满足了。况且，现在不是已经回到自己家了吗？在家里，咱们夫妻之间用不着说那些见外的话。"
曲光镛明白在这件事上他永远辩不过妻子，心里百感交集，眼中含泪，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