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战友，名叫张本诚，他和我是同年兵，当时一块儿坐闷罐车来到宁夏当兵。
在部队时，我们一块儿参加新兵训练，也成为同年兵加上老乡的最好战友，他参军前和我一样都是是工厂的工人，在部队的理解能力，学习军事技术以及各项规章制度，都是还不错的，因此，他也得到了连队和营里领导的赏识。
我们一块儿参加全师军事技术大比武，张本居然能在全师军事三项（投弹，射击，刺杀）中的九面红旗，扛回来五面，而且还立了集体三等功。
张本的军事技术毋庸置疑是全连最棒的，也是同年兵第一个提班长第一个入党的。
在入伍第八个月时，营党委指派副营长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安心部队工作好好干，说我们都是预备提干的好苗子。
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整齐划一，方块加口令，连个星期天都不能过好的部队生活，苦我能吃，就是不习惯部队的严明纪律，动不动就开班务会，连星期天晚上的点名都要竖起耳朵来听。
当时，宁夏的蚊子隔着的确良军裤叮着你的脚踝骨，叮着站你前面战友的耳朵，眼看着蚊子的肚子渐渐变成红色。
在队列里，是不能动手打蚊子，负责点名的连队领导，居然能发出了“队列条令”里没有的口令“打打蚊子”，这个时候全连干部战士噼噼啪啪的把叮在耳朵上，裤腿上，尼龙袜子上的蚊子打飞。
一声“停”，整个连队就安静下来，听指导员絮絮叨叨的点评。
但是战友张本诚能习惯于这种生活，他不停地在努力带领全班训练，把班里的内务搞的整整齐齐，毛巾挂在铁丝上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排列的一丝不苟，刷牙缸把朝一个方向，连牙缸把里侧的凹陷都没有灰尘。
他是铁了心想在部队继续干下去。在自己努力的同时也搞一些小动作，让他父亲从家乡寄来中草药天麻，选择在晚上熄灯号前给领导送去，因为我陪他去公社附近的邮局取的包裹。
1976年全军大裁军时我选择了退伍，张本诚所需要的入党问题早就解决了，应该和我一块登上火车回家乡，可是他为了提干，又要在部队多干一年。
可是谁能想到，全营仅有两个提干指标，一个是上面有人，一个是营部通讯班长，营部通讯班长就在营长和教导员眼皮子底下工作，他们对他知根知底。
剩下一个就是我的战友，他凭着自己的军事技术过硬获得提名，但提干的一个名额，是他和营部通讯班长两个人就争一个指标。
后来，在干部会议上，营长提名的是我的战友张本诚，可是作为营党委书记的教导员却提名那个通讯班长，这一下子在营党委会上陷入僵局。
最后，作为营党委书记的教导员一句话让所有人哑口无言，他说：“一连的那个战士回到地方后，可以安排工作，营部通讯班长回去就是种地的农民，我们要为他们的未来考虑”。
就这样，战友张本诚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他在超期服役一年后复员了，他觉得回到原单位丢人（因为他们厂一块儿参军已经提干）就选择回到老家，从此就销声匿迹。
后来听别人讲，他回到家乡后，在县供销社的车队开车。
多少年以后，在一次战友聚会上，战友张本诚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他说，当时要是和你一块退伍就好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在于某个人的一句话而改变，和自己的努力有时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当年，战友张本诚不能被提干的内幕，是我去北京出差的火车上，遇到那个已经提起来的营部通讯班长（他已经是副教导员）在漫长的旅途中给我讲的。
顺便讲一下，这个教导员最后是我军的少将，那个副营长团职转业到山西太原，是山西省交通厅某单位的党委书记。
仅以此文来怀念我们的青春，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