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默玉的早年岁月

金默玉出生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清朝的余晖尚存，而共和国的曙光已现。1918年9月14日，她在辽宁旅顺的一个不再有皇室繁荣景象的家庭中呱呱坠地。作为爱新觉罗·善耆与第四侧妃之女，她的父亲，一位曾经权势显赫的肃亲王，在清朝被推翻后，带着家人流亡东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金默玉的姐姐，金壁辉（日本名川岛芳子），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她的活跃与名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然而，金默玉的志向却与家族中其他人大不相同。

在19岁那年，金默玉所做出的选择在当时社会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她希望能够走出家族的阴影，成为一名能够四处游历的女记者或者自由的歌唱演员。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于一个皇族女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个年代，女性的社会角色极为受限，更何况是出身高贵的皇室成员。

家族的长辈们对此反应强烈，他们担心金默玉的行为会进一步损害到已是日薄西山的家族名誉。在家族的聚会中，她的志向经常成为讨论的焦点。长辈们试图用各种方式说服她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梦想，回归到一个“适合”的女性角色中来。

金默玉的决心仿佛与父亲的固执一脉相承。尽管面对来自家族的巨大压力，金默玉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她向家人表明，无论支持与否，她都将寻求自己的道路。

职业生涯的起步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金默玉不得不中断在日本的学业，返回北京。那个时候，局势动荡，很多人的生活都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她回到家里，没有选择像其他同龄人那样依赖家庭的庇护，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通过一些朋友的介绍和自己的努力，她找到了一家日本公司。公司主要从事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因为战争的关系，业务内容十分敏感。金默玉凭借流利的日语、得体的举止和过人的适应能力获得了这份工作。

由于她的工作涉及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经常需要与不同背景的人接触。她的谈吐与举止在这些场合都显得十分得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公司中也有一些人对她的出身有所耳闻，但她从不提及家庭的历史，只是低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任何与日本人相关的工作都不可避免地引来一些非议。金默玉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选择。她依旧低调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少将工作中的事情带回家，也尽量避免让外界过多关注她的职业生活。

开创川菜馆与社会适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金默玉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对于一个曾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室格格来说，这种生活转变并不容易。她必须面对现实，为了养家糊口，她主动放下身段，开始寻找各种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当时，北京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让许多人措手不及，而金默玉用自己的方式适应着。

金默玉先后尝试了多种职业，从最基础的文员到一些零碎的兼职工作，她从不挑剔。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到邻里之间聊起川菜馆的火爆生意。川菜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正好迎合了北京人的口味需求。

川菜馆的筹备并不轻松。从选址到采购食材，从招募厨师到装修店面，金默玉事无巨细地参与其中。她用自己有限的积蓄启动了这项事业，还得向朋友借钱以填补资金的缺口。为了找到合适的厨师，她亲自四处打听。听说有好的川菜师傅，她不怕麻烦，专门跑到师傅家中去请。

川菜馆终于开业的那一天，出乎她的意料，来吃饭的人比想象中多得多。许多附近的居民慕名而来，一些曾经在别处尝过川菜的食客更是满怀期待。馆子里的厨师手艺不俗，几个招牌菜很快成了客人们的心头好。

1950年起，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餐饮行业逐步实行公私合营。金默玉的川菜馆也被纳入了这一政策范围，最终划归为公有制。餐馆结束经营后，她选择进入中央编译局工作

从牢狱到农场

1958年2月，春节将至，金默玉的家中还未布置年味，就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她被突然带走，没有任何解释。之后得知，唯一的理由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川岛芳子的妹妹。这两个身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足以让她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她的丈夫虽然并未卷入其中，但金默玉为了不连累他，在监狱中提出了离婚申请。

在漫长的15年刑期中，金默玉经历了各种艰苦的劳动和封闭生活。作为一个曾经的王府格格，她的身份并未为她带来任何优待，反而让她在监狱中成为被额外关注的对象。她不仅要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面对不断的思想改造。

1973年，金默玉刑满释放，离开了监狱，被安排到天津茶淀农场。这个农场环境单调，日复一日的劳作成为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她被分配到种植组，主要任务是种菜和锄地。她从不抱怨，与其他农场工人一样起早贪黑地干活。农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比起牢狱的限制，这里让她感到相对自由。

不久后，一个叫施有为的上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施有为也是农场的工人，和金默玉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听说了金默玉的背景后，并没有表现出回避或敌意，反而主动接近她。有一天，他亲手制作了一把小铁锹送给她，表示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可以在地里用得上。同时，他还拿出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递给金默玉。

施有为对金默玉说：“我没钱，也是穷人。你的出身我知道，没关系的。”两人渐渐熟悉起来，在农场的劳动间隙会聊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施有为虽然话不多，但每次都是实实在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半点多余的虚伪或矫饰。

后来，施有为向农场的几个单身汉借了12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用这些钱简单筹备了一场婚礼，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和金默玉一起请了几位熟悉的工友吃了顿饭。婚礼虽然简朴，但两人却因此成了农场里的一个话题。

婚后，金默玉和施有为的生活仍然围绕着农场的日常劳作。两人共同分担工作，一起经营属于他们的小家庭。

从病退到教育事业

1976年，金默玉与丈夫施有为一起回到上海探亲，途中她感到身体每况愈下。多年的农场重体力劳动让她患上了脊椎骨髓炎和腰肌劳损，连站立和行走都变得十分困难。回到农场后，她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被批准病退。农场为她办理了病退手续，但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19元2角，这点收入不仅难以维持日常生活，还需要分出一部分寄给施有为的母亲，家里的经济压力陡然加剧。

金默玉的身体状况限制了她的劳动能力，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也为了发挥自己的语言特长，她与施有为商量后，决定利用家里有限的空间和积蓄开办一个小型的日语学习班。两人省吃俭用，将积攒的资金用来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学习用品和教材。这个日语班取名为“爱心儿童日语班”，一开始规模很小，只有几张书桌和几本教材，学员也仅限于附近的孩子。

刚开始的时候，招生并不容易。大多数家庭对日语学习并不熟悉，也不清楚学这门语言的用处。金默玉亲自走访邻里，向家长们解释学习日语的重要性，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机会。她还设计了一些有趣的学习方法，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语言训练。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现有的空间和设施已经不能满足需求。金默玉开始寻求更多资源来扩充班级规模。她利用自己在日语教育领域的经验，向曾经的朋友、同学和亲戚寻求帮助，甚至还写信联系日本的一些机构和团体，希望能够得到捐助。

几年的奔波终于让她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1996年，她在河北廊坊开发区创办了设施齐全的日语专修学校。这所学校成为当时国内设备先进、教学系统完善的民办教育机构。

在学校创办后的运营过程中，金默玉亲自参与管理和教学。尽管她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承受过多的劳累，但她依然坚持为学生们设计课程、选购教材，并不时走进课堂与学生交流。

2014年5月26日，北京的一天如常开始，但一则消息悄然传开：曾被称为“末代格格”的爱新觉罗·显琦因心脏病发不幸离世，享年95岁。

参考资料：[1]马戎戎.最后的格格金默玉[J].人事天地,2007(12):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