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礼乐制度起源于周朝时期，由周公制作，并在西周时期一度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当时的礼乐制度有着两层作用，一是社会等级阶层方面的礼制规定，各阶层、各等级皆有自己相适宜的礼制，各阶层绝对不允许僭越，尤其是天下宗主的礼制更不允许践踏。另一层就是礼乐制度还起着一定的法律约束作用，它限制着从统治集团到奴隶阶层的行为，维护着国家的稳定。

礼乐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破坏，出现了礼乐崩坏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土地不断得到开垦，社会经济也就自然得到了发展。原来的奴隶主制度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被封建主所代替。这一时期，连接高层与中下层的士则起到了重塑文化礼制的作用。孔子正是感叹当时随意僭越礼制的社会，不断宣扬恢复礼制，倡导仁、礼。

《全唐文》载：“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縱，俱非正朔，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㝢縣崩折，南吳北虜，各擅名號，則隋氏削平，而聖朝以作。”

孔子

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一般在统一的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有能力将全国集中统治起来，并且能够招贤纳士，便开始着手准备在分裂时期被抛弃的传统礼制。宋朝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北宋统一之前，是肆意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分裂，各地区又势力繁杂。在这个以武力决胜的时代，礼制早已经被统治者抛之脑后了，因此北宋统治者便开始动用知识分子重新制定礼制。

北宋一朝总体来说是比较重视礼制的，当然这和其儒学治国的理念相符合，但是依笔者之见，北宋重视礼制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诉求。换句话说，统治者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了国家与社会稳定运行，为了等级有差，才将早已被抛弃的礼乐制度重新拿了出来。本文从北宋一朝官修礼书的角度来看待其背后的政治追求。

周公

北宋前期礼书的制定及其政治追求

北宋王朝是经过唐末五代社会长期动乱之后建立的统一国家。北宋前期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太祖建国初年便重新制定了王朝的宗庙礼仪制度。建隆二年至建隆三年修订并颁布《南郊行礼图》和《从祀星辰图》。开宝中又制定全国《开宝通礼》二百卷和《通礼义纂》一百卷。

《宋史》载：“追尊高、曾、祖、祢四代号谥，崇建庙室。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袷。以盂冬；五年一稀，以孟夏。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

宋太祖

真宗景德以后。宋与辽、西夏相继和好，外患已去，国内经济已开始复苏，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相对缓和，大规模完善礼制建设时机更加成熟。因此，真宗时代礼制建设成就十分突出。这首先表现为补充完善北宋王朝典礼仪制。据史料考证真宗完善了宋辽使节往来之礼、祭祀诸神之礼、大臣安葬之礼。其次是编修《礼志》。详细记录整理自宋代开国以来的礼制沿革发展，以供后人参考。

再次是造神与封禅，真宗为了进一步加强赵氏天下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加封道教人物赵玄朗为保生真君。为此真宗修编了有关赵玄郎的《圣祖天源录》五卷、《先天记》十二卷，后增补为三十二卷。在此基础上，真宗又制作以赵玄郎为先祖的皇室玉牒《仙源积庆图》。真宗在造神的同时，又举行了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的礼仪活动。真宗的上述礼制活动，既是对宋代礼制的演习与实践，同时也是继承太祖以来收确立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宋真宗

仁宗、神宗对礼书的修订加强要求

宋仁宗至宋哲宗时期，北宋王朝进入统治的中期。这一时期既是宋王朝政治经济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不断孕育与激化的时期，为了规避危机，持续发展，宋王朝此间制定了几部较有影响的礼书著作。宋真宗中后期，致力神道设教，举行了排场考究的封泰山、禅梁父、祀汾阴后土寺、封五岳帝号、尊赵氏圣祖赵玄朗为帝等等礼仪活动，建立道教宫观玉清昭应宫，供奉玉皇大帝和圣祖神像。应该看到对于真宗的礼制活动，朝中大臣持异议者却是不少的。真宗在世时，鉴于王权的独断，双方的矛盾得以控制。

但真宗死后。女主刘太后及其支持者继续坚持原有政策势必引起反对派大臣的更大异议。因之，如何平息政争，达成共识，成为女主刘太后执政时的一项基本任务。为此，刘太后罢除了一些真宗时期劳民伤财的节日庆典。同时，她支持并完成了《礼阁新编》的编撰。其实本书的编写早在真宗时即由同判太常礼院陈宽开始进行，但是至真宗驾崩时未能完成。刘太后专权时。不遗余力，经过五年的努力，于天圣五年修成《礼阁新编》六十卷。

宋仁宗

明道元年刘太后病逝，此时已经24岁的仁宗终于摆脱母后的控制，实际执掌了政权，在长达十年的非亲母后的高压下，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因此，从制度上防范母后干政，成为他的首要工作。于是，景事占四年至庆历四年问，仁宗着手完成了40卷本的《太常新礼》与60卷本的《庆历祀仪》之编写。是刘后专权，所以景裙四年提出重修礼书，其实质就是对刘后专权时所定的礼制进行编修整理，以便从制度上对女主专权进行限制。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神宗启用改革家王安石对北宋中期以来的社会危机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经过这一次变革，宋代政治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且需要用“制礼作乐”的方式予以肯定，所以神宗时代制定有宋一代新礼也便提到日程之上，修订了《大宋元丰新礼》。

《宋史》载：“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大率皆循唐故，亦兼用历代之制。再命诸儒讨论国朝依三礼随类分门，著为《大宋元丰新礼》，付之太常，颁于学官。”

宋神宗

北宋晚期徽宗出于局势的无奈而制定礼书

宋哲宗时，北宋社会已进入期后期。此时北宋政局动荡。哲宗元禧年间，政治上全面复古，随着内部政治实力的变化，又出现绍圣。与内部政治动荡的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进一步尖锐，社会秩序呈现混乱状态。哲宗时大臣朱光廷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失礼，他强烈要求召集礼臣制作新礼。在哲宗时代并没有引起宋廷的重视，然而至北宋晚期徽宗朝时，却得到了回应。

这种回应首先是徽宗政和四年，由葛胜仲续欧阳修《太常因革礼》作《续太常因革礼》。其次是宋徽宗大观至政和年问进行了北宋最后一次礼的结集，编订了《政和五礼新仪》。此时，北宋已到了其衰朽残年，按礼制传统应是时逢盛世且圣王在位才能制礼作乐。宋徽宗在政治上基本执行“崇宁”的路线，以崇尚与继承神宗改革为目标。

葛胜仲

神宗本人的改革就是包括礼制方面的改革与制作，既然“崇宁”就必然在礼制制作上有所反映。徽宗所作的《五礼新仪·原序》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乃父神宗有意于以礼安上治民，并着意礼制建设，却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因此他要继承神宗遗志，完成礼书及礼制制定的任务。

《宋会要》载：“承五季礼废乐坏，先王之泽竭，士弊于俗，学人溺于末习，忘君臣之分，废父子之亲。失夫妇之道，绝兄弟之好，人自为制，无复纲纪，几年于兹，未之能革。”

宋徽宗时期，社会政治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徽宗意图以礼制规范社会行为，以救大厦之将倾。，宋徽宗本人是一个酷似李后主似的艺术家，他对书画、图书、音乐、古玩、花石等有独特的爱好，对于艺术之美的追求，与对于礼的追求本来就是相互沟通与渗透的。于是对于艺术的偏好，又刺激着他在礼制方面欲望。

宋徽宗

评价

北宋初期统治者汲汲于礼书制作与礼制活动，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礼制建设确立“中心”意识，确立“王权”意识，进而从思想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完成国家的统一。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意识的确立对于宋王朝走出五代循环动乱，天下汹汹的怪局，进而实现天下治平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有意义的。到太祖、太宗以兵威助治，然后论及真宗时期礼制的修举，其中心无非一个关键词“治”，显然制礼的政治诉求就在于求治平，在于走出五代的动乱政治怪圈。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皇帝权威的神圣性与不可替代性，深受其害的仁宗在亲政后必需彻底地从制度上反思权力的保障机制，因之，重新修订宋代礼仪也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在熙宁、元丰年间，宋代变法时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制礼的呼声。这一呼声偏偏出现于变法进行了十多年之际，正反映出一部分支持改革的官员企图以制礼的形式巩固变法成果的愿望。

宋神宗虽然在创制新礼，巩固变法成果上不遗余力，同时，他对宋代礼制的因革变化仍然给予重视。北宋前期礼书制作和礼制活动，主要政治诉求是从精神上确立赵宋王朝合法性，其确立宗庙之制、颁布祭祀天地之制、制定全国大典《开宝通礼》和持续进行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东封西祀之价值指向均以此为目标。

北宋中期制定礼书是为了防止女主专政，同时也具有巩固社会全面改革后的成果之政治目的至于北宋后期的礼书制作，其政治诉求则在于“崇宁”，即贯彻神宗以来的政治改革路线，同时规范混乱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