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珈辰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她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刘珈辰的父亲坚信女儿要富养，怎么样都不能委屈了她。在母亲抱怨女儿一个月乱买东西账单就五万多时，父亲依然为女儿说好话。父女联合起来违抗母亲，女儿甚至把母亲当成仇人，跟她对打。

刘珈辰的日常就是花钱，从不考虑性价比，只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只要喜欢，就都拿下。一顿早餐就能花300块，特别在鞋子上，她更是变本加厉，每周都要买，家里堆积了几百双高价限量版鞋子，并且她一双鞋子穿三次就扔掉。刘珈辰也没少也父亲添堵，因为在射击训练中跟学姐发生冲突打架，直接让学姐毁了容，刘珈辰父亲赔付了巨额的补偿费。去酒吧因为混混踩她鞋她跟混混干架，最后也是父亲把她领回来。

父亲意识到女儿多次让他光顾公安局，感叹女儿确实需要性子上的磨练，于是给她报名了《变形记》节目。在云南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刘珈辰的农村妈妈在她闹事时紧紧抱住她并安抚她的情绪，在砖厂里她体验了农村爸爸搬砖的艰辛和收入的微薄，意识到了自己的缺失。参加完节目后，她重返学校学习，保持优越的成绩，在毕业后开了一家生意红火的服装店，最重要的是她和家人相处得越来越和睦。

刘珈辰是个问题儿童，但她的问题是父母培育出来的，一个过度溺爱，一个只知道打压。刘珈辰父亲不管不顾的就照着“女儿要富养”的教条执行他对孩子的教育，但实则是一种既懒惰又不付责任的爱，他忽视了女儿真实的需求，只一味把想当然的自我想法投射在女儿身上。人的内心有两个存在，一个是“内在父母”，一个是“内在小孩”。内在父母指每个人心中的成年部分，内在小孩指每个人心中未成年的部分。

她父亲在成为大人后，却把理想童年体验的“内在小孩”投射在女儿身上，换句话说，他不是在满足女儿的要求，他是在满足自己，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真正看见女儿，导致刘珈辰看似跟他关系很好，但也只是把他当做友善的提款机。从来没有说明钱的来源，没有让女儿明白他的付出，直到农村爸爸以直观的形式将赚钱的辛苦（搬一万块砖一百块）和花钱的肆无忌惮（自己一顿早餐开销三百块）的对比赤裸裸摆在刘珈辰眼前时，那时的刘珈辰才明白了自己父亲的角色分量。

完成自我同一性，是所有人成年之前的一个重大议题，自我同一性指：

个体为了在一定环境中，寻求自身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从而形成的进行自我整合的一种能力。

但刘珈辰父亲不辩是非般的溺爱无异于打断了刘珈辰自我探索的进程，

他过多干预了女儿成长进程的发展，或者说是扰乱了这个过程，让刘珈辰把知道“我是谁”变成“我不知道我是谁”，

因为她的所有都被认可和包办了，独立人格在畸形的环境中无法得到对比验证和成长，她只会越发感到自己的人生不受控，是为别人而活。

在四种同一性状态中，她属于同一性早闭，指：

个体已按照他人安排好的发展方向发展，按要求投入；遵从父母或其他权威的目标、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失去了探索真正自我的过程。

以此来看，刘珈辰的危机是必然事件。

再看刘珈辰母亲，她的反向推动责任也不可推卸。在与同仇敌忾的父女发生争端时，她仅仅只是认为不应该这样，但具体应该怎样，以及为了达到那个目标要采用什么样的努力和方式，统统都没有。

在节目中农村妈妈抱住安抚刘珈辰的那一幕对刘珈辰触动很大，对于她来说是全新的体验，这恰恰说明她在家里时，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心平气和的跟她沟通并给她情绪上的抚慰，而是一味的否定排斥，就希望事情不用任何措施就能一下子自然解决。习惯性反驳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表现为个体在面对不符合自己预期或偏好的信息时，会立即并且反射性地进行否定或反对。

习惯性反驳的人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也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在事件发生时会第一时间打断别人并输出自己的观点，哪怕女儿出现问题已然有她教育无方的导向，她依然认为是刘珈辰自身的问题，并“心平气和”看着这一切继续发生。她有反驳和否定他人的本能，却缺失了反省和担责的决心。正是刘珈辰父亲的“乱作为”和刘珈辰母亲的“不作为”，衍生出了一个逆反儿童刘珈辰。

这个家庭模式跟电影《新警察故事》里的阿祖非常相似，在电影里母亲对儿子的教育和成长全然忽视，只知道一味给钱，父亲只知道斥责谩骂儿子，儿子在父母当面互相贬低的日常相处中体验不到正常的家庭关爱，导致生在警察世家的他极度憎恨警察，最后走上不归路。好在刘珈辰出现问题苗头时，有一个新的契机，让她能够跳出局限的家庭模式，去体验新的相处方式，犹如电影中罪犯的儿子郑晓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警察阿荣的正面教导，人生的命运最后截然不同。

她也在这次的经历中明白，家庭里正面的引导和情感上的关怀都不可或缺，她在后来不仅完成了对各个阶段自己的统合（继续去读书，保持成绩优秀），自我也与社会同一（开服装店），并且对特定群体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家庭氛围愈加和睦）。与其说是父母包容了她，不如说是她成长后反向包容了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