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战胜了多位竞争对手后，赫鲁晓夫登上了苏联的权力巅峰。但需要指出的是，摆在他面前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对于当时的现状，有着严重“反共”倾向、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指出，“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拓展阅读：）。

《一杯苦酒》中文版封面

坦诚说，雅科夫列夫的叙述或许存在夸大其词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倘若继续延续“斯大林模式”，苏联极有可能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换言之，唯有推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才有机会让国家重返正轨。

那么问题来了，在推行改革之前，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什么样的得与失？我们该如何评价赫鲁晓夫主导的改革？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赫鲁晓夫

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要想有效推行改革，不仅要牢牢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还要全面消解苏联各阶层民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情绪。原因很简单，唯有彻底揭开“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并加以否定，才能给予民众支持改革的信心。因此，“全盘否定斯大林”一直都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列宁和斯大林

1）上台初期的“解冻”举措

实际上，早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就在有效巩固自己领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有着“去斯大林化”意味的的“解冻”举措。

首先，逮捕并处决了“大清洗”运动的实际执行者、长期担任克格勃领导人的贝利亚（1899—1953）。坦诚说，铲除贝利亚不仅有效稳固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也为后续的政治体制改革扫除了一个巨大障碍。因此，很多俄罗斯学者将“贝利亚之死”视为“苏联一个恐怖时代结束的标志”。

其次，清理冤假错案，释放大批政治犯。资料显示，截至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并重返家园，大清洗时代的受害者们得到了平反。客观地说，释放政治犯并为他们平反昭雪的举措，为全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其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至此，广大人民和干部的政治恐怖消失了，社会生活陆续走上了正轨”。

贝利亚与斯大林

第三，为了使苏联社会“更具安全感”，赫鲁晓夫不仅对国家安全机构进行了改组，还进一步完善并健全了司法制度，检察机关的职权也得到了恢复。另外，一直让民众风声鹤唳的内务部，在1954年被分解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降格”为“统筹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普通机构”。

第四，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口号的同时，苏共中央组织理论界人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提出的“国家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观点，有效舒缓了弥散于全社会的紧张和压抑情绪。

斯大林去世

第五，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与改革。

在召开于1953年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中，相继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拓展阅读：）。至此，苏联的农业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与此同时，苏共不仅对国家工业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还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权限。1954年10月，有关《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措施的决议》就提出了精简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整顿核算、报表和计划工作等改革举措，并将之视为“保证根本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第一步”。

苏联时期“建设中亚”主题宣传画

第六，国家政权机关与党政领导体制的全方位改革。

基于反对个人专权、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苏共中央内部推行了力度不小的改革措施。其中，从1941年起斯大林一人身兼党政军大权的“党政不分”的状况，彻底消失了。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成为了苏共党中央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但仅在几天后，他就主动辞去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中央委员会的相关工作由赫鲁晓夫等五人共同主持。

党政最高领导职务的分开，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捍卫了集体领导原则，杜绝了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观主义与一言堂现象。另外，基于恢复党内生活正常化的需要，苏共恢复了定期召开党代会和党中央全会的制度。

马林科夫（前排中）与赫鲁晓夫

2）“全盘否定斯大林”序幕的拉开

伴随着“解冻”改革的持续深入，“全盘否定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提上了官方日程。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并不是从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

资料显示，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指出，“党当前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次年4月，他在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再度向斯大林“全面开炮”。

赫鲁晓夫发表讲话旧照

对于自己“为什么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面对几十万被枪毙的人，我良心感到不安”。

其结果就是，怀揣着“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他，“在苏共二十大会议的一次休息期间鼓足了勇气，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即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会场

二十大结束后，这份“秘密报告”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比如在斯大林的“老家”格鲁吉亚境内，爆发了多起大规模骚动。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内外压力，他不得不在后续发表了多篇颂扬与肯定斯大林的讲话。但在召开于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一次掀起了“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高潮。

一言概之，受限于国内外局势的牵制，赫鲁晓夫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身段柔软”的操作。但总的来说，在他执政后，一直对个人崇拜、对法制与集体领导原则的肆意破坏等问题，持严厉批判的态度。

赫鲁晓夫

在今天看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举措，不仅揭开了“斯大林模式”客观存在的严重弊端，也进一步夯实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之路”。

首先，苏联民众逐渐意识到，“个人崇拜”只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坦诚说，“领袖崇拜”心态，与其说是出于对国家领袖的尊重和热爱，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过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产物。

对于“领袖崇拜”这一现象，铁托认为，“这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拓展阅读：）。

铁托（1892—1980），南斯拉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在《我眼中的改革》的自序中，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共“失去了在各个环节不断革新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机制”，“最终让我们的模式最终陷入了崩溃”。

展开来说，“缺乏民主”的直接后果，就是“让领袖具备了个人专权独裁的地位与权力”，进而在各界掀起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心态”，即“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比如一些共产党员，将党和国家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了领袖的身上”（拓展阅读：）。

因为“缺乏民主”与“领袖的专权独裁”，使得苏联党内和各阶层民众们，“再也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比如在开会时，大家只是点头，一言不发”，“好多人很悲观，大家想到了也看到了问题，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当众说出来。大家人云亦云，谨小慎微，因为谁也不愿意捅破那层窗户纸”。

“东德连他的士兵都呆不下去”

其次，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逐渐意识到，“斯大林模式”并非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

用发展的眼光看，“领袖崇拜”不仅制约了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还严重阻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进程。因此，“全盘否定斯大林”，不仅能根除各阶层民众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心态，更能推动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

对此，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如是评价道：“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以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

显示情况是，苏共二十大结束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充分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陆续开启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尝试（拓展阅读：）。

上世纪60年代的波兰首都画沙

第三，促进思想解放，活跃理论研究，为改革创造了舆论条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对此，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

“在斯大林总是正确的、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的舆论环境下，理论不可能发展，只能是僵化的教条，大家都按斯大林的指示办，都按斯大林的理论行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离斯大林总结的‘共规律’一步。”

一言概之，通过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讨论变得日趋活跃。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样的选择对于推进国家的全方位改革，起到了较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1968年的莫斯科街头

坦诚说，赫鲁晓夫主导的这场改革，很难说取得了严格意义上的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并在很多方面存在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这场改革活跃了苏联的社会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理论遗产。一些苏联学者认为，这场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与需要的，改革对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在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后，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这场改革的积极意义（拓展阅读：）。比如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如是写道：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出过大力的尝试，想使国家走上正轨，想推动我国摆脱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

实际上，即便在下台以后，戈尔巴乔夫依然坚持认为，苏共二十大是“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并赞誉赫鲁晓夫是“第一个推动改革进程的先驱者”：

“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评价的”。

晚年的戈尔巴乔夫

其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苏联经济理论的显著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领袖崇拜”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得僵化的教条主义在各界盛行。因此，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陷入到了长时间的停滞状态。

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垄断理论局面结束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他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了”。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在赫鲁晓夫主政时期，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大讨论一直都十分活跃，特别在商品货币关系等问题上，苏联学者提出不少新观点。

尽管受限于历史局限性，这些经济理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尝试结合实际情况，尝试探索新的理论。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苏联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另外，这场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讨论，也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赫鲁晓夫

第三，得益于这场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了“走自己的路”的改革尝试。

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赫鲁晓夫进一步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原因很简单，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进程中，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长期来把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体制模式视为样板，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就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于是，就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激烈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赫鲁晓夫不仅在1963年8月亲自访问了南斯拉夫，还在公开发表演说表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并赞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

同乘一车的铁托与赫鲁晓夫

第四，改革本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以农业改革来说，1958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还是讯在这可圈可点之处。

得益于赫鲁晓夫推行的农业改革，苏联躲过了很可能会出现的粮食危机与全国性大饥荒（拓展阅读：）。数据显示，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54年为8560万吨，1955年为10370万吨，1956年为12500万吨，1957年为10260万吨，1958年为13470万吨。

简言之，除了个别年份外，粮食产量呈现出了整体增长的趋势，“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

俄罗斯学界认为，农业改革取得的成绩，对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等反对派，“并一致同意继续留任第一书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赫鲁晓夫与玉米

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更像是“一次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

但不管怎么说，“1957年大改组”的出发点是好的，即“旨在解决部门与地区管理之间的矛盾”。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实际上，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并保持中央与地方的有机协调，对所有当今处于经济转轨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现实情况是，这一难题至今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考察农场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主导的这场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全面成功，原因无疑是多元且复杂的。学界普遍认为，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只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具体而言，“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他真诚地相信，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本质是“消解斯大林模式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围绕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精神生活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换言之，如果将改革的重点只局限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身上，不仅很难根治“体制弊病”，“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与毛主席

现实情况是，赫鲁晓夫很难在彻底推倒“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全方位改革。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

具体而言，因为思想上的桎梏和大环境的浸润，使得他“尽管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又不想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然一直致力于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但是他又十分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

因此，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在重大国内外政策的调整，都出现了一系列摇摆不定、前后不一致、不彻底性等情况。基于旁观者的角度看，与其说这是“斯大林模式”残存的“遗毒”，更像是一场“苏联注定承受的悲剧”。

赫鲁晓夫

其次，改革从未脱离“斯大林模式”的思维框架。

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进程中，“尽管能够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又无力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这一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因此，“改革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

因为他过于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即所谓的“基层组织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因此，集体农庄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地方甚至将30多个“小农庄”“合并成了一个“超级大农庄”。

这就意味着，集体农庄的管理难度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的手工业经济几乎被尽数摧毁了。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反映集体农庄的绘画

在政治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赫鲁晓夫先后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干部任期制等意见，旨在进一步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客观地说，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前几年取得了一定进展。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更被他自己破坏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挣脱“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

于是，他尽管推动了干部制度的改革，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

他反对党政合一，后来又实行党政合一，在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同时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自己搞起了集权乃和个人迷信，并和斯大林一样对外搞起了霸权主义（拓展阅读：）。

一言概之，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挣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成为了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匈牙利十月事件老照片（1956）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以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为例。改革开启后，赫鲁晓夫应该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做好扩权让利，充分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但现实情况是，经济管理的重心只是从中央转到了地方，即“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

因此，组织尽管系统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各种问题，但不仅没有注意到部门管理内部的合理内核，也没有充分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之间的有机结合问题。再加上各种“未经充分试验和准备就仓促上阵”情况的出现，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简单地说，企业不仅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还因为“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活动。

赫鲁晓夫

第四，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举措。尤其到了执政后期，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逐步稳固，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

比如盲目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等举措，都对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对此，长期为他起草文件与讲话稿的学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如是评价道：“赫鲁晓夫主导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主编的《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

第五，因为改革涉及到了大量的人事变动，因此很多人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再加上事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做出妥善安排，因此改革很难全面贯彻并落实下去。

因为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因此要求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一种“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于是，在选举结束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结束后更换了近70%。

另外，他还全面取缔了高级干部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和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

坦诚说，这种改革是老百姓愿意看到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官僚与特权阶层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和“反对派”。不客气地说，即使赫鲁晓夫推动的改革方案是无比正确的，也很难充分贯彻下去并取得成功（拓展阅读：）。

50年代的苏联工人

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在邓小平看来，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已经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展开来说，尽管双方一直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都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苏联还是新中国，不仅都曾“搬运”过“斯大林模式”，且均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由此可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当其冲就是要做到全面摒弃“斯大林模式”并充分弘扬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