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珏

摘要：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最为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二人被冠以“耶稣会之二雄者”的美称。1644年,正值明清鼎革之际,汤若望毅然留守北京,见证并亲历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在巨变的漩涡里,“外人”身份的汤若望该如何自处?毫不讳言,变局下所凸显的“耶稣会传教方式”、“出任大清官职”等问题,既是汤若望本人的困惑与抉择,同样也是耶稣会在当时中国的困惑与抉择。

关键词：汤若望明清鼎革困惑与抉择

汤若望,本名约翰 · 亚当 · 沙尔 · 封 · 白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意志人①[1]98。1611年,他加入耶稣会,并于五年后请愿来华传教。历经数年波折,于明天启二年(1622)成功潜入中国内地。此时,受“南京教案”②影响,耶稣会在中国的事业转入低谷。传教士们被迫走出由利玛窦等先驱所营造的安全地带,或藏、或捕、或遣。然而汤若望无惧于此,甫一入京,便立刻投入其传播上帝福音的伟业。

针对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学界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国外起步较早,并以传教士的著述为主。魏特神甫借助“一等史料”———“有函牍,有著作,有手迹稿件,共约二千余件”[1],完成了对汤若望生平的首次撰述;邓恩神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2]一书,则将汤若望作为沟通东、西两大文明的“巨人”,高度评价其在中国的贡献。国内方面,关乎明清史事、中外交流等著述,无一不言及汤若望。尤当一提的是,李兰琴的《汤若望传》[3],成为中国人对汤若望的首部传记;陈垣先生《汤若望与木陈忞》[4]一文,则明晰了顺治朝“天主教与佛教当时势力之消长”[4]484。此外如《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5]《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杨光先与汤若望之争》[6]等文,也从不同角度关注了汤若望的在华活动。

然而,以往的论述多将研究视野置诸两端,即重点考察其对崇祯一朝的贡献及在顺治年间的得失,对于“衔接处”———明清鼎革之际汤若望的思想与作为,学界关注远远不够。1644年,朱明王朝覆亡、大顺政权旋起旋灭、满人铁骑南下,北京城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中心。此时的汤若望,在纷乱的战火中困守于京师。他面临怎样的“困惑”,又有怎样的 “抉择”。本文不揣浅陋,愿为一试。

对“耶稣会传教方式”的困惑与抉择

“他(汤若望)心里早已就决断以后要放弃历书与天算的工作,专心致志从事于传教事务的。可是现在一瞧见这一种神奇的事迹,他竟又改变了他的宗旨。”[1]218-219这是一处关于汤若望在1644 年的记载,出现于魏特神甫为其所写的传记中。就现存国内外史料来看,这是汤若望第一次明确对付诸心血的历法工作进行“自我否定”,也是他“第一次对耶稣会以工匠巧物来传教的策略有所怀疑”[7]19。

而这种传教方式,正是利玛窦的杰作。他天才般地继承了范礼安神甫③[8]20所描述的“文化适应”策略———“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2]3。利玛窦走出了一条十分独特的耶稣会传教道路:尊重中国文化与习俗,“静静地渗透和在文化上的适应”[2]71;伦理哲学与自然科学先行;结交知识分子,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上层友好人士网络……利氏的办法迂回且温和,却是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杰出的、天才的正确判断”[2]14。它获得了巨大成功———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游走于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中间;一部分传统士大夫开始为西方科学所倾倒;万历皇帝也感兴趣于利氏献上的自鸣钟、西洋乐器等精巧玩意儿……得益于此,在华耶稣会士渐次走出阴霾,他们的信仰终于有了容身之处。

而耶稣会士与中国历法的奇妙相遇,似乎再度验证了利氏传教方式的正确性。在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历法之源不仅可追溯至“五帝”时期④[9]1256,更因其有“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9]1257-1258之效,为国人笃信并代代延传,而王朝统治者,为求“推本天元,顺承厥意”[9]1256,更成为传统历法的“卫道士”。加之,西方传教士(如熊三拔、邓玉函),大多博学,精通数学、天文等自然科学。在徐光启等士大夫的推动下,崇祯帝始用西人修历。借助历法,耶稣会士与当权者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

早在欧洲,当汤若望听说“数理天文的科学在中国能获得了一种这样高的价值”[1]42,他便更加坚定了来华传教的使命,因为“这些科学底研究在他是毫不觉费事的”[1]42。事实也如此,汤若望在远东展现了他惊人的才学,不仅接连奉上天文仪器,还在同中国官员的天算比试中胜出[10]10019。他的传教士身份渐渐被“科学大师”这一新角色带来的熠熠光辉所掩盖。对此,副会长傅汎济称道“传教会今日顺利的情势……决系尤其应行归功于他这一种工作”[1]198。当此顺风顺水之际,汤若望却第一次感受到 “困惑”———为讨好世俗政权而进行的 “修历”与其 “传教”的本职相较,何为重?应否继续坚持利氏传教方式?

从魏特神甫的著作中,我们发现汤若望的决定,缘自其在明清鼎革之际的遭遇。他拒绝傅汎济、龙华民的好意,坚持留守北京,亲眼目睹了1644年的动荡———“他(崇祯皇帝)就将他的腿脚上的靴甲解除,把头上的冠冕去掉,在一个亭子中的横梁上自行吊死……南城被太监出卖之次日,即四月二十五日,李贼大群,数近三十万……侵入北城”[1]207-209。真实的文字,诉说着明王朝“国将不国”的悲惨,同时折射出汤若望内心的崩溃,他认为“明朝的覆亡是上帝对他的示警”[7]19———利氏传教方式所外显的“非宗教性质”,俨然引起了太多的愤怒⑤。汤若望近距离地看到一直以来所倚仗的王朝政权瞬间崩塌、士大夫颠沛流离,传教事业再次退回“原点”,他为自己、也为耶稣会做出了抉择———放弃利氏传教方式,全心回归教务。

然而,这个决定很快就被舍弃,因为汤若望亲身经历了一件“神奇的事迹”———奉李自成之令,穷途末路的农民军对京城进行最后的扫荡与焚烧,汤若望的住宅也未能幸免。“房间之中有两间专为储藏印刷天算书籍木板之用。一间侧室独独焚毁,仿佛用刀子把他切下的一般。火焰已扑至那干枯木板上,但是一字并未焚毁”[1]218-219。为“治历”所用的木板却神奇逃过一劫,这使他极为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上帝的佑护与示警———“我实在没办法不去想:易燃之物安然无恙,此一异象必是吉兆。”[7]19

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10]10019。未几,大清内院传令:“三天之内北城汉人住户须一律迁出”[1]220。汤若望听闻后,大胆作出抉择———他重新认可了利氏传教策略,并勇敢走出住宅,向大权在握的满人“输诚”了。他在禀帖中乞求道:“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来京……迄今住京二十余年。于崇祯二年间,因旧历舛讹,奉前朝敕修政历法……著有历书表法一百四十余卷……念臣住居宣武门内城下中城地方,房屋半为贼火焚烧,仅存天主、圣母二堂并小屋数椽……且堂中所供圣像,龛座重大,而西方带来经书不下三千余部……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板,数架充栋,诚恐仓猝挪移,必多散失……”[11]3。满人定鼎不久,“亟望证明天命所归,赓续明朝国祚”[7]19,对于汤若望递出的筹码———为前朝改良历法的经历和一个还没来得及实施的成果———《崇祯历书》,欣然接受。第二日,汤若望便“奉摄政王颁给清字令旨一道,张谕本堂门前”[11]4。

汤若望,教堂,乃至于他的信仰与科学都奇迹般地留存下来。

对“出任大清官职”的困惑与抉择

为赢得新政权的好感与庇护,汤若望不得不暂时放下教务,开始进行大量的、繁重的世俗工作。从顺治元年(1644)有关汤氏的奏疏、移文中,便可见其“忙碌的身影”———他鉴于 “举贤为国,自无葑菲之遗”[11]4,便为新王朝厘清前朝历局的供事人员乃至纷杂事务;他感于旧日所用测天仪器尽已毁坏,便为新王朝制作并呈上“浑天星球一座、地平日晷并窥远镜各一具”[11]9;他为与大统、回回二历一较高下,便献上八月初一“京师之食限分秒时刻,并起复方位圆像,与各省直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诸数”[11]6,并于比试中赢得“密合天行,尽善尽美”[11]17的夸赞;他为成全新王朝“钦崇天道,敬授人时”[11]17的美名,反复删改,终成《时宪历》……正如黄正谦先生所云:汤若望“所有精力耗费于科学天文之研究”[12]137。

在汤若望的努力下,耶稣会不仅在清朝获有一席之地,并随其恩宠加深,而威望渐著。嘎比亚尼神甫曾言:“每个本教团或别的教团的传教士,只要说明自己是沙尔(汤若望)的同志,就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受到皇族成员和人民的尊重,并且被允许自由传教。”[13]111然而,备受称赞的汤若望,却被带到了新的“困惑”面前。

此缘于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道圣旨,“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14]。明时,统治者对传教士“疑而用之”,并不委以官职,只以御赐匾额⑥、酒饭示以敬意,这份不近不远的殊荣恰使耶稣会士在“教规”(耶稣会士不许出任官职)与“世俗”中两全其美。如今,清帝以更直接的方式———委任“外人”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彰显对他的器重,也意味着耶稣会将再添“荣宠”。汤若望被推至一个尴尬的境地———一面是从未有过的橄榄枝,一面是不容践踏的天主教规,当作何抉择?

从汤若望接二连三的奏疏中不难看出,他想回绝清王朝的好意。“臣思从幼辞家学道,誓绝宦婚,决无服官之理。况臣叠遵督率职掌之旨,料理历法无难。至于掌管印信,臣何敢当也。伏乞皇上收回成命,别选贤能管理,务期称职,庶于大典有光,无忝古太史之称矣。”[11]38汤氏的“誓绝宦婚”,以及退一步而言的“料理历法无难”,并未说服清帝,他等来的是一道不容推拒的圣旨:“汤若望著遵旨任事,不准辞”[11]39。四日后,汤若望无畏地再上一疏,直言“臣辞家学道,誓绝世荣。传教东来,志非干禄。若以避荣之人,而司衙门官印事,不相宜”[11]40,并提出折中之策,即“请给臣督理钦天监关防一颗,或复古太史院敕谕一道,暂为料理。 而该监印信,缴部收贮”[11]40。他试图以非正式的“督理钦天监关防”或“敕谕”,来替代正式的“钦天监印信”,从而求取教、俗之间的平衡,使“治历之责与学道之志可以并行而不悖矣”[11]40。但是,此番努力依旧枉然。清帝再次下旨,除令其“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11]40,更是明言 “敕印不必另给”[11]40。 汤若望的计划再次落空。

汤若望的毅然回绝,在耶稣会内部引起了哗然。会长傅汎济多次致函,劝说汤若望“接受这个官职,连带这官职上一切义务与衔号,无须再多事拒绝”[1]239。他害怕“人们对于汤若望底辞谢,将要误解为对于旧朝的忠心表示”[1]239。明亡清兴的背景下,傅汎济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在利氏传教方式的指引下,他显然十分清楚讨好当权者的重要性。就在前不久,当其听闻欧洲传来的“辩护声音”———“假如我们的人设下这种钓饵来吸引鱼入筌,不必大惊小怪……拯救灵魂的良药如不先抹上这种糖衣,他们是不肯服用的”[15]298,他依然坚持被嘲讽为“钓饵”、“糖衣”的科学,只要益于传教事业,都要尽力一试。可现在的情形是,清王朝需要汤若望,需要他的科学知识,而汤若望却一再地拒绝着满人的青睐。连同傅汎济在内的许多在华耶稣会士,都害怕汤氏此举会引起新王朝不满的“发酵”,再次将已有所成的传教事业拖入危险之中。

在清朝与耶稣会内部的双重压力下,汤若望做出了最终抉择———出任世俗官职。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二十日,汤氏奏疏中的衔名已不再是往日的“修政历法臣汤若望”,而变为“修政历法管监正事臣汤若望”[11]41,数字之差,涵义却大有不同。就这样,汤若望“竟是背反着他自己底意志,而成了一位中国朝廷上的官吏了”[1]240。在这条由“科学”牵线的路上,汤若望无疑是走的最好,也走的最远的一位耶稣会士。“钦天监监正”的身份,则将其“科学大师”的名号推向极致,使他来到了荣耀的巅峰。

结语

自从利玛窦在中国选择了一条于耶稣会总部看来仍旧匪夷所思的传教道路后,那些与其有着同样背景的老派教士们纷纷诧异于“为什么17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耗费了他们生命的一大部分时间,去做天文学家、工程师、制钟匠和艺术家,而不是将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不引人注目的给婴儿施洗和给垂死者祷告的任务上呢?”[2]108-109他们所笃信的观念———“传教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制造天主教徒’,以及要达到这一目的仅仅是依靠宣讲福音”[2]108,为何在中国竟发生了这样大的背离?他们极度不满于上帝的荣耀竟要倚仗于科学!

在中国,利氏发现了封建政权的绝对力量,其所倡言的策略无疑是所有传教方法中最为合适的。但是,沿着此条道路,在华耶稣会士们却时时承受着“目标”(传教)与“手段”(科学)本该融洽无比却在践行中早已交错失衡的巨大痛苦。在华耶稣会士饱受抨击的“无为”,根源于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意愿。他们为了寻求所有人(包括皇帝)皈依天主教的梦想,不惜沦为封建王朝的“工匠”。但现实却是,当权者看上的只是他们的科学才识,仅此而已。至于他们的信仰,“到了十九世纪初,西方宗教也只不过是斑驳的记忆。”[7]34当传教士们满心欢喜地放大,甚至误判统治者的意图,以为尽心效力可以换取信仰的硕果累累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在这种一厢情愿中愈走愈远。传教士们的“主动示好”,加之王朝的“有意为之”,双方表面的“趋同”之下,竟隐藏着这样大的“偏差”。

当这种必然的“偏差”遇上偶然的时局变动,如1644年的明清鼎革,便会迅猛地挣脱双方掌控,显现并折射在传教士们身上。这显然无须更多他人的责难,在华耶稣会士也势必开始反思。汤若望的第一次困惑,便是最好例证。王朝摇摇欲坠、匪贼烧杀抢劫、人民流离失所,使他对固有的传教模式产生了怀疑,先是决绝般的舍弃,后又回转坚持。

至于汤若望的再一次困惑,无疑是传教士与王朝“趋同”下的一次意外。清帝赏识他的才识,希望为己所用,并以帝国最高级的形式———封官进爵,回馈于他,此番却与耶稣会会规产生了严重摩擦,汤若望陷入困惑。他拼命回绝而不能,无奈接受。这也直接造成了汤若望双重身份的裂变,“上帝的仆人汤若望,竟被身为中国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冷落一旁”[7]25。陈垣先生也如是认为,“政府所赐者钦天监监正汤若望,非耶稣会司铎汤若望也”[4]503。此时的他,还想不到这个抉择会在随后的岁月里带给他无穷的谩骂与苛责,更想不到他会在临死前,因此悔过:“我永久和永久地一再重复着说,只要我的痺痳结塞的舌头能说得出来,我总要承认,因我的罪过,因我的罪过,因我的重大的罪过,才给教会招来一场这样大的,使大家吃苦的迫害。”[1]512

2次“困惑”、4次“抉择”中,汤若望也走过了他一生中至为艰难的1644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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