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妈。”这冰冷的三个字，像尖刀一样刺痛我的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不肯原谅我。我颤抖着问他：“你怪我吗？”，他只是低头削着手中的竹子，仿佛这个问题与他无关。屋里静得可怕，只有刀刮竹子的声音一下下地敲打着我的神经，我像个局外人，看着他，也看着自己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这段跨越三十多年的寻子之路，究竟能否到达终点？我还能弥补我们之间那道深深的裂痕吗？
1971年，我满怀着理想和激情，与其他知青一起踏上了前往桐山村的旅程。那时的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改变世界，却未曾料到，等待我们的是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现实。桐山村，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房屋破旧，生活贫困，与我们熟悉的城市生活天差地别。
初到桐山村，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村民家中。我被安排住在村长赵德明家，在那里，我认识了他的儿子——赵庆发。他高大壮实，却沉默寡言，总是默默地干活，很少与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交流。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孤僻，而是对我们这些外来人有些许的畏惧。
日子一天天过去，繁重的农活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消磨着我们的热情。每天都是累得腰酸背痛，吃的也只有清汤寡水的玉米粥。即便如此，淳朴的村民们还是尽力照顾我们，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分给我们一些。赵庆发也是如此，他总是默默地帮我干活，挑水、砍柴，用行动表达着他的关心。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对赵庆发产生了好感。1973年的冬天，我们结婚了。这并非完全出于我的本意，当时村里对知青和村民的交往议论纷纷，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我答应了这门婚事。婚礼那天，全村人都来庆祝，虽然简陋，却充满了乡亲们的祝福。看着忙前忙后的赵庆发脸上洋溢的笑容，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温馨，赵庆发对我百般呵护，从不让我干重活。1975年，我们的儿子赵文志出生了，他的到来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短暂的喜悦。我的内心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我知道，我终究是属于城市的。
1976年春天，回城的机会来了。县里下达了招工文件，我知道，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赵庆发得知消息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第二天，他帮我收拾好行李，送我到村口。我抱着文志，看着他站在路边，身影越来越小，我的心如刀绞。
回到城市后，我开始了新的生活，先是在工厂工作，后来调到了供销社。父母对我的选择一直耿耿于怀，他们不愿提及赵庆发和文志，认为那是我人生的污点。我只能将这份愧疚深埋心底。
我每年都会偷偷给赵庆发寄钱，但他从未收过。1983年，我再婚了，丈夫是一个技术员，对我和女儿都很好。我始终无法忘记赵庆发和文志。
1995年，我第一次回到桐山村。村子变化不大，赵庆发老了很多。他冷漠地拒绝了我的礼物，让我离开。文志也长大了，对我的态度更加冷淡，“我没妈，我妈早死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
2008年，桐山村拆迁，赵庆发带着文志搬到了镇上。我辗转打听到他们的地址，寄去了钱和信，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原谅，但依旧没有回音。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镇上。这一次，赵庆发的态度有所缓和。他带我去见了文志，文志依旧冷漠，低头摆弄着手中的木雕。我鼓起勇气问他：“文志，你还怪妈吗？”他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动摇，但很快又低下了头，“我没妈。”
就在这时，赵庆发开口了：“文志，她是你妈。”文志愣住了，手中的木雕掉落在地上。他沉默许久，终于开口：“你为什么要走？”这句轻飘飘的问话，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对不起……”我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文志突然起身，摔门而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文志站在巷子里，手里拿着那块木雕。我的心被紧紧地揪了一下。他会原谅我吗？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弥补这段破碎的母子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