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一天，周总理的三弟周恩寿带着儿子、女儿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大嫂邓颖超。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而她和周总理生活工作的西花厅，也成为邓大姐永远的家。

看到小叔子一家前来，邓颖超一时感慨万千，对周恩寿说：“你们是恩来最亲的人，没有沾光，却处处受连累。我做了名夫之妻，也好不到哪去......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

那么，邓颖超口中的“委屈”是什么？周恩寿和大哥周恩来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周恩寿和夫人

读者们都知道，周总理和邓颖超携手一生，没有留下任何子嗣。但周总理有两个弟弟，二弟叫周恩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三弟叫周恩寿，建国后过着清贫的生活。

周恩寿是淮安周家最小的儿子，比周总理小6岁。周恩寿虽然年龄最小，但相比两个哥哥，他的童年经历更加坎坷。

周恩寿出生后，赶上周家家道中落，母亲又因病去世。为了挣钱养家，周父只好将三兄弟送到弟弟家寄养。可家里忽然多了三张吃饭的嘴，弟弟也照顾不过来，又把年龄最小的周恩寿送去了朋友家。

也就是说，从童年开始，周恩寿就和两个哥哥聚少离多，被单独寄养的他，小时候没少忍受旁人的白眼。

1919年，大哥周恩来在天津领导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回淮安，15岁的周恩寿再也按捺不住，前往天津投奔大哥。在大哥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共青团，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大嫂邓颖超。

1924年，在大哥周恩来的举荐下，周恩寿考黄埔四期，并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短短三年之后，周恩寿便脱离了共产党，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27年，蒋介石迫害共产党员时，周恩寿也遭到了通缉。当时，周恩寿刚刚经历失恋，感情受挫的他向一位上级请了假，去了四川。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大怒，给亲弟弟做了“撤职查办”处理。

1927年11月，兄弟俩在上海秘密见面时，周恩来批评了三弟几句。周恩寿气不过，离开了上海，也脱离了革命队伍。

晚年时的周总理提起此事时，唏嘘地说：“当时我还年轻，火气大，对同宇（周恩寿的字）的帮助不够。”

自那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周恩来与三弟失去了联系。期间关于周恩寿的谣言不断，有人说他脱党后投靠了国民党，也有人说他在抗战爆发后被日本人利诱，当了“走狗”。

周恩来自然不相信这些谣言，他眼中的三弟虽然年轻气盛，却也忠厚老实，而且早早就跟随自己参加革命，人品是信得过的。

其实，周恩寿虽然“脱党”，但在抗战、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外围成员，为组织做了不少协助工作，多次为组织筹措经费、药品，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6年，周恩寿终于鼓起勇气，给大哥周恩来写了一封家书表达对大哥的思念，并申请重新加入革命队伍。

看到这封家书后，周恩来当场红了眼眶，自言自语地说道：“他没当叛徒就好。”

不过对于三弟重回部队的申请，周恩来并没有同意。在他看来，蒋介石执意发动内战，三弟党外人士的身份，更有利于他对革命做贡献。

不幸的是，周恩寿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时， 被国民党天津警察局逮捕。被关押期间，他受尽了敌人的虐待，但绝不透露组织的机密。后来，在组织的营救下，他才得以成功出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寿来到北平，终于见到了大哥周恩来。兄弟俩彻夜长谈，周恩寿又提起重回组织的事情，并向大哥申请，想在北平谋一份工作。

不出意外，周恩来又一次拒绝了他，他苦口婆心地劝三弟：“我说了不算，你最好先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再安排工作。”

周恩寿听从大哥的意见，考上了华北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在钢铁工业局上班。

可正如邓颖超所说，周恩寿非但没有沾大哥一点光，反而因为他是总理的弟弟，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周恩寿参加工作前，大哥周恩来特意给钢铁工业局的领导“打招呼”：“同宇的职位要尽可能低，待遇也要低，不能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就给他特殊待遇，他要受得起这个苦.......”

尽管没能得到大哥的帮助，但周恩寿在单位脚踏实地，没过几年就当上了科长。因为贡献突出，到上世纪60年代初，他已经是钢铁总局购运总站的副站长了。

然而，由于童年坎坷，革命年代又居无定所，周恩寿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他身体不好，经常请假，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出面劝他，让他办理了提前退休。

当时，周恩寿膝下养育着三儿三女，退休后工资很低，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愈发清贫。

周恩来并非铁石心肠，只是不想让三弟占公家便宜。为了给三弟看病，他特意让夫人邓颖超联系协和医院，安排三弟住院治疗。看三弟一家日子过不下去，他还专门找来侄女周秉德，嘱咐她说：“我每月从工资里拿出200元，由你带回去给爸爸妈妈。”

周总理赠三弟家的补贴，直到6个侄儿、侄女参加了工作才停止。

那十年特殊时期，周恩寿因为当年“脱党”的事情，没少被别人刁难，甚至入狱。

直到1975年，在周总理的力保之下，三弟周恩寿才被释放。不过，周恩寿是带着“尾巴”出来的，以至于在接下来几年时间，他只能留在北京，同时不能参加任何活动。

在此期间，最让周恩寿心痛，也是最无奈的是，就是他未能参加周总理的葬礼，未能见大哥最后一面。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寿的大女儿周秉德带回一个令人无比沉痛的消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听闻这一噩耗，周恩寿忍不住嚎啕大哭，革命时期，他失去了二哥周恩溥，如今又失去了大哥周恩来。他的精神几度接近崩溃，但因为身份问题，不能参加大哥的任何治丧活动。

为了寄托哀思，周恩寿在家里为大哥设了灵堂，默默垂泪，回忆和大哥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到动情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声叹息。

直到1979年，组织才证明周恩寿没有问题，他终于能去中南海和嫂子邓颖超见面了。接下来几年，考虑到大嫂没有子女，他总会带着老伴儿女前往西花厅，陪嫂子说说话，动手做一桌饭菜。

1984年，当周恩寿一家再次出现在西花厅时，谈及周总理，邓颖超道出了丈夫的“不是”：“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

原来，在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工作人员收拾总理的遗物时，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一个毛主席亲自签发的手令：同意在四届人大上，为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政治局投票通过的。周总理作为政治局常委，自然也知道此事。然而在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周总理将关于邓颖超的瞒了下来。

至于毛主席签发的那个手令，也被周总理藏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从不示人。直到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才知道这个手令的存在，多少也为丈夫当初的决定感到不满。

1984年，邓颖超和周恩寿一家见面时，忍不住道出了当年的心酸，称要“说说我的委屈”。

其实，邓颖超和周总理携手数十载，对丈夫当年的决定并不意外。周总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只要我当总理一天，小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

邓颖超深知，周总理大公无私，是个极其讲原则的，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因此唠叨归唠叨，她并不会因此怨恨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