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六册）纪事本末（729）】1974年，毛泽东81岁。
从1973年开始预备1973年9月1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说：
中央决定最近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便于议事，在一九七一年全国经过调整选举上报的三千六百零四名代表的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调整选举的名单和简历，应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底以前报送中央。
9月14日，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四届人大筹备会议各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拟先在政治局组成三个小组进行：
组织工作小组暂定六人：王洪文（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
宪法修改小组六人：康生（组长）、张春桥（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七人：周恩来（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
以上三组工作，均须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
10月20日，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报告。报告说：
政治局开了三次会，政府工作报告已基本通过，现正作文字修改。四届人大两千七百名代表，除尚有两名机动数外，均已协商选出。人大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两名单已由洪文同志为组长的组织小组拟出初步草案，待两个报告审批后，当在政治局议论后送批。
“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1974年9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邓小平在座。会见埃亚德马后，同邓小平谈话。
期间，毛泽东问：“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
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
毛泽东说：“开个名单来嘛。”
10月4日，毛泽东圈阅王洪文报送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报告。报告说：
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最主要的是人事安排问题，如人大主任、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的人选，这项工作要花的时间可能多些。
当天下午，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王洪文，要王向政治局传达：
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通报。
10月1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中引述毛泽东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通知指出：
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中央希望各单位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专案清查工作。对于少数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如问题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结论，把他们解放出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
一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已经选出的四届人大代表，有的发生了某些变化，各地各单位应立即对原来的代表名单进行一次审查，在基本不动的前提下，作适当调整。大体上，仍应保持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四，革命干部百分之九，革命知识分子百分之五，解放军百分之十六，特邀代表百分之三，归国华侨百分之一的比例。调整后的代表名单和简历，在今年十一月上旬报送中央。
王洪文私下见主席10月18日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
“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
本日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乘飞机到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说：
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那一套。
又说：
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有重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又说：
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本日晚返回北京。
10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邓小平在座。会见哈特林后，同邓小平谈话。谈到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事，毛泽东说：
宪法里不要提我的名字。
邓小平说：
人事问题北京在研究，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想法。
毛泽东说：
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去议吧。简单明了。法国派（周恩来、邓小平青年时代曾在法国勤工俭学） 好。
邓小平问：
把主席的话带回去？
毛泽东点头同意。第二天，邓小平给王洪文写信报告了这次谈话并请转告中央各同志。
11月6日，阅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
12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邓小平在座。会见蒙博托后，听取邓小平汇报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情况。邓小平说：
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可以。
谈到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毛泽东说：看了一遍。
邓小平说：
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报告想提出到一九八五年钢达到五千五百万吨左右，粮食达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
毛泽东说：钢五千五百万吨太多了。
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
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
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有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的，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总的意见是，这几年认真抓一下生产，鞍钢这样的地方要搞好。
毛泽东第一次称江、张、王、姚为“四人帮”12月23日，周恩来乘专机到达长沙，王洪文乘另一架专机到达。
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在长沙九所六号楼四次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并谈了一些意见。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说：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少奇、批林彪的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谈话中提出江青等人要作自我批评，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周恩来说：
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说：
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关于小平的事，我讲了几年了，他说他不如总理细致，我叫他找几个帮手。
小平讲不只一次了，忍不住了。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毛泽东当场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和一个“强”字——编者注）。开二中全会补他为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周恩来谈到自己的病情时，毛泽东问：
（癌）在膀胱，还是扩散了？疼不疼啊？怎么烧？是不是用钴六十？
又说：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去顶。
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他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并就一些人事安排提出意见。他同意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可以多一些人，国务院副总理要能办事的，不是荣誉职务。他同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两名，还提出要将副委员长全名单排一次序。
十二月二十七日最后一次谈话时，王洪文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说：
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在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毛选》第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说：
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问题，读《参考资料》，一天两本。我也是啊。
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12月27日晨三时，同周恩来单独谈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谈到经济问题，毛泽东说：
“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人事安排方案。
同日晚上，周恩来回到北京。
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同时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周恩来提议，由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处理此事，汪东兴牵头。二十九日，周恩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