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扮演的基本都是失败者的角色。

割地赔款、赔礼道歉，这些屈辱而又刺眼的词汇，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近代史书上。

直到1952年，澳门“关闸事件”发生，新中国政府在同葡萄牙政府的冲突中，逼着葡方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取得了第一次边境冲突的胜利。

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虽然不如开国大典那样耀眼夺目，但是也足以载入史册。

因为它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

那一页浸满血泪的近代史，终于彻底翻篇了。

15世纪末，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方国家，向东方世界露出了殖民扩张的獠牙。

从17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把丝绸、瓷器、药材源源不断运到印度、日本和西欧，依靠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

鸦片战争爆发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自此以后，西方列强犹如草原上闻到血腥味的鬣狗，纷纷将贪婪的目光对准了摇摇欲坠的中国。

1887年，葡萄牙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在草约中加进了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字样。

澳门，从此脱离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国建交。

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有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便是著名的关闸。

古关闸是明代政府修建的，每月只开放6次，只用于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平日就用封条封住。

1949年后，中、葡双方在关闸都设有岗哨，两边各有哨兵站岗。

当时，葡萄牙在澳门驻军约为1500多人，大多都是雇佣的黑人兵。

大陆解放，给葡澳当局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很多澳门居民，因为新政府的成立，不再对殖民政府唯唯诺诺，而是挺起腰杆，展现出了一副与旧中国格格不入的气质。

看到昔日温顺的羔羊不再如从前一般驯服，葡澳当局恼羞成怒，如坐针毡。

受到当局态度影响，驻守在关闸的葡萄牙雇佣兵大多仇视大陆。

他们有时候会以肢体和表情的方式挑衅我国的哨兵，有些过分的还会吐口水、扔石头，试图挑起纷争。

而我军边防部队一直坚持两大原则：第一，既不挑衅，也不示弱；第二，坚决不开第一枪。

因此面对葡方哨兵的挑衅，我方一直尽量保持冷静，能忍则忍。

这种状态维持了几年，关闸附近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和平。

直到1952年7月25日，一件偶然的小事差点引发一场大祸，险些酿成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炎炎夏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第10师29团的战士和往常一样，在关闸口岸值勤。

下午6点10分，一名莫桑比克裔殖民军士兵站岗时多次故意将脚伸过中立区域，试图挑衅。

我军战士懒得搭理这种“小儿科”，直接不予理睬。

谁知那个“黑家伙”在试探几次后，觉得无趣，便直接一脚踩进了中立区，并将双方之间代表分界线的“木马”推向我方一侧。

这个看似无心的举动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

早在1945年8月，日军撤离后，葡澳当局趁着国民党政府还未派人接收关闸前，就私自将原有的关闸向中国内陆方向移动了33米，并设置岗哨。

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侵吞了。

这是老牌殖民帝国惯用的“蚕食领土”手段，在世界各地屡试不爽。

因此，我军哨兵赵学登看到葡方士兵的越界举动以后，就打手势，让那个黑人士兵往后移。

但对方气焰嚣张，完全不听警告，反而召来九名葡兵，为自己助威。

29团1连3班班长宋有增忍无可忍，扑上去将葡军士兵制服在地，这种自卫的举动被葡军看成了暴力袭击。

很快，几个葡萄牙士兵赶来增援。

他们觉得宋有增看起来像是个“官”，于是端着刺刀扑向宋有增，将他的左臂刺伤。

3班战士见对方刺伤了班长，情急之下投掷了1枚手榴弹，以示警告。

同时，关闸工事内的葡军使用冲锋枪射击，我军果断开枪还击。

就这样，双方之间的矛盾从肢体上升到冷兵器，最终演变成了热武器冲突。

由于双方都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只能隔着边界线相互对射。

后来我军因为携带的弹药将尽，主动撤出了战斗，葡军在乱打了一阵子后，也停火了。

第一次冲突时间大约是半个小时。

到了晚上，双方政府都得知了冲突的具体经过。

葡澳政府中的一部分“强硬派”喜出望外，这不正是梦寐以求的“机会”么？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大陆需要通过港澳这两个窗口从西方进口一些禁运物资，葡澳当局自觉捏住了中国政府的“命脉”。

发生在白天的这场冲突，给了葡澳当局趁机搞事的借口，说不定还能浑水摸鱼，再把地盘扩大一点。

到了晚上8时，澳门方面已经开了几十炮，炮轰拱北。

附近的路灯都被打坏了，街上一片乌漆麻黑，居民争相逃亡。

葡澳当局借机将通往内陆青州、台山一带的关卡全部封闭，并宣布在澳门实施戒严和宵禁。

双方都进入高度紧张的戒备状态，战争警报一度拉响。

战斗一直持续7月30日。

经统计，葡方死亡15人，伤14人，我方牺牲2人，伤30人。数间民房被毁，部分农民的耕具家畜也受到损失。

这就是历史上的“关闸事件”。

冲突爆发之后，我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

澳门岛上土地很少，无法种植粮食和蔬菜，过去长期依赖中山县提供吃穿用品，本地少量出产根本无法供应数十万市民的需要。

因此“关闸事件”后，澳门随即变成了孤岛，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短缺，物价猛涨。

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漫天。

有人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也有说大陆要封锁澳门，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

一时间，满城风雨，人心惶惶，还有几千个澳门居民连夜跑到了香港避难。

之前吹牛说要打出第二个“澳门大捷”的殖民军军官，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的。

澳门总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感到事态如再恶化下去，说不定会动摇统治根基，赶紧向葡萄牙政府进行了汇报。

葡政府也判断再打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便指示史伯泰同中方谈判，力求结束这场危机。

当时中方负责处理此事的，是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

叶剑英听到消息后，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会上，大家非常激动。

有人主张，这次危机是葡方引起的，责任在他们，干脆调一个师的兵力，大军压境；也有人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此言一出，大家纷纷附和。

叶剑英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只是静静听着。

与会者叽叽喳喳议论了好一阵，越说越义愤填膺，直到最后才发现叶帅始终没表态。

大家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巴，把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作为从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走来的开国元帅，叶剑英是不会惧怕和任何人开战的。

但是这一次不同。

因为关闸对面，不仅仅有葡萄牙的殖民者，还生活着众多同胞。

一旦开战，首先遭殃的就是澳门的老百姓。

这是叶剑英最不愿意看到的。

面对同志们出兵、封锁的意见，他果断地站起来说道：“新中国成立，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有气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葡萄牙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与那些至今仍然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

同时，叶剑英提醒大家：“澳门同胞说到底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真正受害的是我们的同胞。”

他端起茶喝了一口，继续说道：我看，这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正是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理智态度，最终平息了一场干戈。

广州方面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广东省外事处长到拱北，与澳门方面进行谈判。

谈判附带三项条件：

一，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书面道歉，

三，赔偿中方经济损失。

当时在中、葡之间充当谈判中间人的，是澳华总商会会长何贤（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之父）和总商会副会长马万祺。

何贤、崔德祺和马万祺，并称澳门三公”，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声望，为了和平解决“关闸事件”四处奔走，可以说是劳心劳力。

他们回到澳门后，向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转达了中方的要求。

何贤为人心直口快，坦率说道：你我是老朋友，用不着兜圈子，我们多跑几次腿没有关系，但你们不改变态度，跑一百次也没有用，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对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萄牙。

罗保一听，就知道何贤说的是大实话。

他把中方的要求一五一十转达给了澳门总督。

可是葡萄牙态度也很强硬，葡澳当局认为要他们道歉、赔款简直是“丧权辱国”，直接予以回绝。

这样一来，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何贤与马万祺不忍看到澳门再起硝烟，民生涂炭。无奈之下，他们又马不停蹄，跑到拱北向中方转达葡方的意见。

中国政府很感谢两位爱国同胞辛苦奔走，然后再一次表明了立场：现在的新中国已经不是以前了，受人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真有诚意继续谈下去，就要按照那三条去做，否则谈判就没有基础。总之谈判不成，将来无论结果如何，中方都奉陪到底。

何贤、马万祺带着重任回到澳门，亲自会见了澳门总督。

在总督府，二人言辞恳切地说，中方要想困住澳门，轻而易举，现在的中国可不是以前的清政府了。

史伯泰听了，沉默了许久，最后才说：“让我们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告诉你们。”

当晚，史伯泰向葡萄牙政府汇报了谈判情况。

葡方也预感到，中方不可能再让步了，再拖下去对他们更没有面子，只好同意中方的要求。

8月23日，澳门当局派罗保出关闸，代表葡萄牙政府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葡方从原警戒基线后撤50米；并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亿4372万元（旧币）。

至此，“关闸事件”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1952年8月25日上午，广东省与澳门间的口岸交通全面恢复。

这起由葡萄牙殖民军挑起的军事冲突，以中方取得外交和政治上的胜利而告终，狠狠地打击了老牌殖民帝国的嚣张气焰。

“关闸事件”之后，葡澳政府似乎是认清了现实，对于新中国政府的态度好了很多。

1960年3月，葡萄牙政府明确禁止任何国家、团体、个人在澳⻔从事危害中国安全的敌对活动。

到了1975年，葡萄牙直接撤走了驻扎在澳⻔所有军队，解散了陆军司令部和海防司令部,实现了澳⻔的“完全不设防”。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亲怀抱。

和香港相比，澳门的回归要顺利许多，这和发生在1952年的“关闸事件”是分不开的。

正是在这场冲突中，中国政府展现的军事实力和强硬态度，让葡萄牙逐渐意识到了继续维持殖民统治的困难，从而逐步放弃了在澳门的权利，促使澳门在多年后顺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