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看着眼前这片承包了四十年的土地，记忆像开闸的渠水涌出来。咱不唱高调，就用这双布满老茧的手，扒开黄土说说那个年代的实情。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的那几年光景，就像旱天逢了透雨——麦子灌浆了，钱袋鼓起了，娃娃们能上学了。可庄稼人心里都清楚：雨水太急会冲了田垄，日头太毒会晒蔫秧苗。好日子才冒头，乌云就从粮站的方向压过来了。
包产到户头两年，我家六口人分到8亩地。1983年麦收，破天荒打了3200斤粮，交完公粮还剩2800斤。粮缸第一次没见底，中秋节蒸的白面馍能管够，这是生产队时期做梦都不敢想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档案记载，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口粮比1978年增加98斤）
村头老张家1985年花480块钱买了头骡子，这是集体化时期想都不敢想的“大件”，牲口市上农民买牲口的数量比1979年翻了四倍。
1982年冬，我挑着两筐红薯走二十里山路到县城卖，工商所的人没拦着，这在以前叫“投机倒把”。那年全县农贸市场从3个涨到17个，我卖红薯的钱给闺女买了件的确良衬衫。（国家统计局数据：1985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从1978年26%升至81%）
村办砖瓦厂1986年招工，我家老二去当烧窑工，每月能拿45块钱工资，顶得上三亩地的收入。到1988年，咱村有十七个年轻人在乡镇企业干活。
1980年公社中学恢复高中部，我家老三成了村里第一个高中生。1985年他考进省农校，通知书送到家那天，我对着祖坟磕了三个响头。（教育部数据：1985年农村考生录取人数是1977年的3.2倍）
村西头王家小子1987年揣着村委会开的证明，跑到深圳工地当泥瓦匠，过年寄回800块钱，把他爹的哮喘病治好了。那年全村外出打工的已有23人。
摸着良心说，承包制让咱端稳了饭碗是真，可后来这碗饭越吃越硌牙也是真。粮囤里堆的是白条，账本上记的是糊涂账，化肥袋里装的像是碎秤砣。改革的风往城里刮得猛，可刮到咱庄稼地就变成了穿堂风——听着呼呼响，身上不暖和。
1988年秋粮收购，粮站给我打的白条到现在还压在箱底。说是每斤小麦0.46元，可等到来年开春去兑钱，粮站会计说：“要么按0.38元现在结，要么继续等”。那年全县打的白条摞起来比粮囤还高。（农业部1989年报告：全国粮食收购资金缺口达68亿元）
1990年卖棉花，乡里强行扣下40%的“生产发展基金”，说是等年底分红，结果年底书记说修路用了。我家五亩棉田少收240块钱，够买三袋化肥的。
1985年我家账本记着：农业税32元，村提留18元，乡统筹24元，教育附加费9元。到1989年变成：农业税41元，村提留35元，乡统筹48元，民兵训练费6元，计划生育统筹费12元。四年间税费涨了快两倍，可粮价才涨了三毛。（湖北监利县档案显示，1989年该县农民负担比1983年增长247%）
最窝火的是“两工”钱，1987年村里修水渠，强扣我家18个义务工，不出工就每个工交5块钱。那年我老伴住院，地里的活都干不完，硬是交了90块钱“以资代劳”。
1984年买袋尿素要24块钱，得卖130斤小麦才够。到1989年尿素涨到38块，可小麦收购价才涨到0.46元，得卖83斤麦子换袋化肥。粮站墙上的标语“支援国家工业化”，原来是要农民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计委数据：1979-1989年农资价格上涨174%，粮价仅上涨102%）
1990年我算过细账：一亩小麦产600斤，卖粮得276元，种子化肥农药花掉148元，公粮税费扣掉63元，最后落手里65元，不如去工地搬十天砖。
头五年确实养人，可就像老牛犁地，光使牛不喂料。到80年代末，我家地块越分越小，八亩地变成六块，拖拉机转不过身。隔壁村王老汉说得实在：“单干救得了急，救不了穷”。
上面说定购粮随行就市，可乡干部带着派出所收粮时，市场价八毛的稻谷，定购价硬压到五毛二。1998年我在县档案馆看见1987年红头文件，明明写着“严禁强迫命令”，可那年我们村谁没被干部拍过桌子？
我攒了四十年的卖粮条子，摞起来有两尺高。1983年的条子盖着“超额完成光荣”，1989年的条子印着“爱国粮任务”。翻着这些发黄的纸片，就像摸着土地上的伤疤——改革的好咱记着，可受过的疼也不能忘。
站在地头看晚霞，1980年代就像我那辆老永久自行车：蹬起来比走路快，可链子老掉，车胎还漏气。如今娃娃们说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往烟锅子里摁着烟丝回他们：“火苗旺的时候，别忘了一地烟灰。”土地最诚实，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八十年代给咱农民种下了希望，也埋下了苦根，这账啊，得掰开了揉碎了算。
如今回头扒拉这些陈年旧账，就像捡麦穗要分清瘪籽和饱粒：包产到户让咱吃饱了是真，可后来层层加码让咱吃累了也不假；进城打工的路子开了是真，可背井离乡的苦楚谁记账？
土地不会说谎，它记得1983年第一茬承包田里的笑声，也记得1989年粮站门前按红手印的眼泪；记得化肥涨价时老汉蹲在供销社门口抽闷烟，也记得打工仔第一回寄钱回家时的鞭炮声。
要我说，八十年代就像咱庄稼人使唤了半辈子的镰刀——刀刃割过荒草开出生路，刀背也压出过满手的血泡。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得让地头的麦子说话，叫场院的石磙作证，把粮缸里的陈谷子新米比着看。改革这本账，光算收成不算成本，那是哄鬼；光盯着窟窿不看进项，那是昧良心。土地教给咱的道理最实在：好年景要念着天时的好，灾年里也得看清人祸的根。
后记：粮站门前的十八道弯
天还没亮透，我套上补丁摞补丁的麻袋，把晒得烫手的麦子装进箩筐。八十里山路，扁担压进肩肉里，汗珠子砸在黄泥路上能冒烟。粮站那青砖门楼看着近，走起来比西天取经还难——过完磅要验湿度，验完湿度筛杂质，筛完杂质还要拿铁钎子捅麻袋，说是查“夹心层”。
验粮员戴着白手套，抓把麦子往嘴里一咬，呸地啐在地上：“二等粮！水分超三个点！”我急得直跺脚：“同志，这麦子晒了三个日头啊！”他指指墙上的铁匣子：“机器测的，还能有假？”后来才听说，那铁匣子底下藏着吸潮棉，测出来的水分永远多一斤。
最磨人的是“返工”：一袋麦子过了三遍风车，筛出来的瘪籽还不够喂鸡，可粮站硬要扣30斤“杂质”。粮库的水泥地晒得烫脚心，我蹲在墙角拿簸箕一遍遍颠麦子，汗湿的褂子结出盐霜。日头偏西时，会计拨着算盘珠子念：“原粮600斤，扣除水分杂质实收542斤。”我攥着白条走出粮站大门，回头望见粮库屋顶的麻雀都在啄食漏下的麦粒——它们倒比农民吃得更饱些。
如今粮站早改成超市了，可当年在验收台前打转的滋味，比扁担压出的茧子还烙得深。那些被扣下的麦子，那些磨破的草鞋，那些在白条背面记的账，都是土地教给咱的另类算数——国家粮仓每添一斤存粮，农民的脊梁就得再弯一寸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