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家族政治的幽灵，正于法国徘徊。自百年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至当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始终流传着一则有关“二百家族”的传说。*
20 世纪 30 年代，由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宣称，两百个庞大的家族牢牢掌控着法国的经济命门，操纵着政治与舆论。法国并非属于人民，而是这些豪门望族的私有领地。 历史学家热拉尔·努瓦利耶认为，“二百家族”或许并非确凿的事实，但也绝非单纯的阴谋论。
二百家族这一说法之所以在法国如此盛行，且至今仍有回响，乃是因为这种神话切实反映了民众对于社会和历史的一种质朴直觉。 在法国乃至整个拉丁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长河中，家族政治曾经是一种如同空气般平常，却又无处不在的存在。家族关系编织而成的纽带，将每个人都深深卷入其中。
南美洲的毒枭与北美洲的教父们，都欣然自称为某个黑帮家族的族长，这与通常带有会道门色彩的东亚帮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初次观看《教父》这类电影的观众，常常心生疑惑，黑手党成员之间未必存在血缘关系，为何还会处于同一个家族之中呢？这些家族终日念叨的荣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罗马素有“永恒之城”的绰号，但有些事物远比罗马更为永恒。早在罗马建成之前，它就已然存在了不知多少岁月。在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它于千年的社会变迁之中，始终屹立不倒。这一恒久的传统，便是地中海宗法制家族。 它的范围不止涵盖西班牙和葡萄牙，还囊括了意大利和法国的部分区域，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菲律宾。
虽然大家族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然而地中海宗法制家族凭借两个显著特点有别于其他的家庭制度。 其一为家系的横向拓展。也就是说，所有子女无论成婚与否，分得多少家产，皆留在长辈身旁，各个支系共同构成一个家族共同体，极少有被驱逐出家门的情况。
在地中海家族之中，依附庇护制度格外突出，仆人或者说受庇护者，在未脱离依附庇护关系之前，也被视作家族成员。这一点在意大利黑手党当中极为常见。换言之，地中海式家族并非仅仅包含血亲这一条脉络。 除了依附庇护制度之外，地中海式家族还通过其他形式进行拓展与联合。家族联姻有两个主要途径，分别是姻亲和干亲。
姻亲即婚姻，代表着两个家系的联合。这种观念的直观体现，便是地中海国家常见的父姓加母姓传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父姓加母姓是通行的规则，西班牙父姓置于母姓之前，葡萄牙父姓则置于母姓之后。 例如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名是加夫列亚，父姓为加西亚，母姓为马尔克斯。倘若不用其全称来称呼他，最为恰当的说法实则是加西亚，或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仅称呼马尔克斯按规矩来讲是不合宜的。
在法国，也存在同时使用父姓和母姓的事例。值得留意的是，这种命名习俗，传统上彰显的是两个家族的平等，而非男女两个性别的平等。不管是古罗马，还是后来的西班牙等国家，父权制传统都极为强大，“大男子主义”这一词汇，正是源自西葡语。
此外，地中海式家族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荣誉。荣誉涵盖血脉、道德、财富、声望等多个层面，它既属于家族成员个体，也归属于整个家族。在传统地中海社会，荣誉是引发家族竞争、冲突或合作的关键因素，在人们眼中，其往往比政治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通过依附庇护制度，以及血亲、姻亲和干亲这三种亲缘关系，围绕着荣誉和现实利益，家族网络覆盖了整个传统地中海式社会。这个网络错综复杂，以形形色色的宗法关系为根基，一面看似温情脉脉，另一面却又充斥着仇恨与冲突。 这样的家族网络，曾经长期主宰着地中海式社会的政治生活。当现代化的冲击来临之时，它并未瓦解，而是确立了新的适应与生存之道。
请问在罗马帝国之后，意大利王国之前的漫长千年之中，谁主宰着罗马城？略懂常识的人会回答罗马教皇，而更懂行的人，则会回答奥尔西尼和科隆纳等大家族。 在法兰克人丕平和查理曼将罗马涅的土地献给教皇之后，为教皇代管各个城市和乡村的，一直是意大利的本土家族。
在教宗国领地之外的意大利各地，无论是那不勒斯王国，还是北方的那些共和国，大家族才是各个国家真正的主宰者。 从亚平宁半岛越过蒂勒尼安海，便抵达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在教士和旅行者的眼中，这些地方仿佛是化外之境。当地山民贫困且愚昧，却像苏格兰高地人一般，以士族之名终日械斗。 至于西西里、法国南部、伊比利亚半岛，家族纷争没有这般激烈。在这些区域，绅士之间的决斗算是通行的规则。
在大西洋的彼岸，南欧天主教徒们复制出了一个新的地中海世界。 1534 年，面对法国人的威胁，葡萄牙国王决定在巴西建立封地制度，将 15 个都督辖区分给了 13 位葡萄牙贵族，又在 1549 年，派出王室总管协调殖民地各方利益。
殖民地巴西，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家族封地的基础之上，而家族网络，也成为了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 每个地区都拥有自己声名显赫的家族，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圣保罗的卡马哥家族和皮雷斯家族。这两个家族在 17 世纪时常因荣誉而产生冲突，他们是圣保罗的实际统治者，而葡萄牙国王的权力，仅仅停留在名义层面。
然而由于捐官制度的广泛存在，官僚系统与家族也变得紧密相连。 西班牙与法国一样，依靠售卖官职来挽救财政。在财政紧张的 1650 年左右，西班牙据称有 3 万名居安官，竟是同期法国的两倍。西班牙本土和美洲的议会与法庭当中，因此充斥着家族化官僚，公职和特权变成了承袭之物。
在 15 至 19 世纪，现代官僚机构的兴起与传统家族政治形成了根本的矛盾。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官僚结构，其基本特征在于非人格化和制度化。然而传统家族政治，却是建立在任人唯亲和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 但家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矛盾，并未致使家族覆灭。家族们一方面试图钻进官僚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试图将实际权力紧握在手。殖民地后期的巴西政府，一直试图将家族纳入政府管理，结果却是政府被家族所掌控。就这样，传统权威与法理权威，官僚组织和宗法组织，相互镶嵌融合，伴随拉丁国家步入了现代社会。
1953 年，拉蒙·麦格塞塞在竞选期间，走访了成百上千个村庄。作为回报，农民们用选票将他推上了菲律宾总统的宝座。麦克塞塞的当选，在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阵营，引发了一阵波澜。 菲律宾，被西方阵营视作亚洲的模范共和国，但其家族政治却声名狼藉，怎么看都与民主的称号不相符。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人纵容本地大家族肆意蔓延生长，掌控基层权力。
除了菲律宾，19 世纪以来，地中海氏家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拉丁共和国，都保持着长期的影响。 1816 年，在新独立的智利共和国，圣地亚哥河谷的大多数土地被三十个家族所控制。1880 年，阿根廷征服巴塔哥尼亚之后，新开发的土地，几乎全部落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八个大家族手中，后来，才逐渐分散到 20 世纪初的两百个家族手中。
1970 年代的萨尔瓦多共和国，有着公认的十四个家族。同一时期的危地马拉有五个大家族，洪都拉斯则有七个大家族。20 世纪巴拿马政要的名字中，有一连串重复的父姓和母姓，显示出了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 从理论角度而言，现代民主观念与家族政治格格不入，哪怕只是一个小村庄的政治被当地家族所控制，也是不道德的。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家族在地方乃至国家政治当中，掌握着众多实际权力，任何政治运作都难以绕开他们的影响。 在广义的地中海世界当中，许多宗法组织依旧维持着传统权力，充当非制度化的政治单元，行使地方治理的职能。在现代政治制度当中，他们处于灰色地带，也正是从这个灰色地带，衍生出了一些家族化的黑帮。
南意大利最为著名的黑帮组织，例如卡莫拉、光明会、黑手党，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建立在 19 世纪乃至更为古老的地方宗法组织之上，秉持着一系列地中海式家族传统，例如高度重视荣誉、强调依附庇护关系等等。 墨西哥黑帮，不像意大利人那般注重规矩，他们的家族对外部人员更为开放，行动也更为暴力。
例如，墨西哥近年来最为活跃且血腥的帮派之一，其名字就叫做米却肯家族。 在更高的层面上，家族政治依然是拉丁美洲许多城市的底色。比如直至今日，巴西东北宫、马拉尼扬、巴伊亚等州的选举，依旧受到当地传统政治家族的操纵。大家族能够利用庇护关系收集选票，还会在彼此之间交换权位。
随着 20 世纪以来政治的现代化，大家族在拉丁美洲各国的中央一级政治上已经相对式微，但家族政治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 例如，19 至 20 世纪乌拉圭著名的巴特勒家族，到 21 世纪仍在持续产生总统。智利的阿连德家族，也是个知名的政治贵族家庭。现代的洪都拉斯，依然存在所谓十大家族的说法，据说他们掌控着全国生产总值的 46%。
在南宋词人陈亮写下这首词时，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然而对于宋人来说，“门户私计”这四个字，依旧有着令人悲怆的警示意义。 时间又过去了 800 年，这首宋词再度引得一位老者落泪。千百年匆匆而过，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基本要素，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