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咱们党和国家的强大让每个中国人都心里头美滋滋的。但话说回来，咱们也得明明白白地知道，党这一路走来，可不是一帆风顺的。咱们如今的好日子，那真是来之不易，背后藏着不少痛苦和教训，这些都得时刻记在心里，当作警钟长鸣。
回看过去的岁月，我们党在前进的路上碰到了四次大麻烦，都是因为些小疏忽。这些事就像四块警示牌，立在党的成长轨迹上，显示了一路走来的不易和波折。这些麻烦，让我们心里头难受得很，同时也让我们好好想了想问题出在哪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中，有哪四次因为小失误而酿成了大灾难呢？
【李大钊之死】
1926年那会儿，段祺瑞的势力散了，北京城就换成了张作霖来掌权。
某天，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教室里，李葆华正上着课呢，突然被人急匆匆地叫了出去。叫他的是沈尹默，他爸的老朋友。沈尹默一脸严肃，跟李葆华说：“回去告诉你爸，让他一定得多加小心，张作霖那家伙，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
李葆华的老爸，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李大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几个主要创建人之一，而且，他还担任过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头儿。
在段祺瑞掌权那会儿，他们没少派人去李大钊在北京住的地方翻箱倒柜地查，甚至还出动军队跑到他乐亭的老家去逮人。
北京那边的情况越来越紧张了，国共两边的很多领导都赶紧往南走了。可李大钊还是放心不下他在北京的事情，说啥也不想走。苏联共产党那边就提议，让李大钊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边的老俄国兵营住去。
李大钊不顾重重危险，拼尽全力做秘密工作。经过他将近一年的打拼，光是在北京，共产党员就从300多人涨到了1000多人，国民党员也从2000多人增加到了4000多人，共青团员的数量也涨了不少。
另外，他组建了农夫会和自卫队，悄悄推动农夫起义，还撰写了许多鼓动革命的文章，甚至悄悄把这些思想传播到军营里，想要在军队里增强革命活动的力量……
李大钊的举动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深深敬佩，但同时也惹恼了北洋军阀，让他们气急败坏。为了把李大钊捉拿归案，军警不分昼夜地盯梢他的老办公室、住处、开会的地方、杂志出版地以及其他进行革命活动的场地。
9月份，有个叫李渤海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街上发传单时被警察逮了个正着。警察头头对他又是狠打又是好言相劝，想让他招供。结果李渤海实在扛不住了，就说了李大钊藏在东交民巷的俄国大使馆里这事儿。
那时候的中华民国，因为《辛丑条约》的束缚，军警人员不能随便进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而且严禁带武器进去。所以，李大钊暂住在苏联大使馆那边，还算安全。但就算这样，张作霖还是不死心，他派了很多特务出去，这些人打扮成拉车的、摆摊的，天天在苏联大使馆那块儿转悠，想探听点消息。
因为治外法权的约束，北洋军阀的军队没法直接冲进东交民巷。李大钊琢磨着，张作霖应该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跟帝国主义国家签的条约，所以他也就一直待着没走。
令人意外的是，那些长期对中共及苏联共产主义持不友善态度的西方列强，竟然默许了奉军进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区的搜捕行为。
1927年4月6日一大早，张作霖下了死命令，警察、宪兵还有特务，被分成了12个小队，他们像猛兽一样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早就计划好的大肆抓捕开始了。李大钊和他的老婆，还有两个闺女都被抓了。还好大儿子葆华跟同学出去玩了，小儿子也寄养在别人家，这才没被抓住，逃过了一难。
李大钊在牢里待了22天后，就被押去执行绞刑了。
李大钊的离世，对中国革命事业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也让中国人民深感哀伤。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1927年4月5号，共产党的头儿陈独秀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头儿汪精卫一起发了个宣言，说蒋介石这人虽然看着有点问题，但他们坚信蒋介石“绝对不会排挤别的党派，也不会打压工会”。结果，这话让党和老百姓都放松了警惕。没想到，蒋介石就在上海搞了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成功了。
那时候，国共两党联手北伐，北伐大军在湖南集结，打下了汉口，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下武昌。就在战事一帆风顺的时候，陈独秀察觉到蒋介石借着北伐的胜利，势力越来越大，有独裁的倾向。为了别让蒋介石的势力过于膨胀，中共中央在9月17日开了个会，商量后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就是让汪精卫官复原职，促成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合作。
蒋介石听到那消息后，心里头虽然没表现出来，但已经暗暗记恨上了。他一边拦着汪精卫不让他回国重新当官，一边在北伐的路上，不是撺掇就是默许那些反共的暴力事儿。像那个共产党员，赣州总工会的老大陈赞贤被杀，还有省市的党部、工会、农协被砸得稀巴烂，工人纠察队也被解散这些惨事儿，都是蒋介石在背后搞的鬼。
郭沫若说，那时候的蒋介石，变得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这些人更加凶狠、恶毒，还狡猾得像只狐狸，简直就是个刽子手。但陈独秀毕竟是个文人，跟那些军阀打交道，就像秀才碰上兵，心里有想法也使不上劲。他能做的，也就是写写文章，让大伙儿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
北伐军快打到上海那会儿，陈独秀跟国民党上海临时政委会的头儿吴稚晖聊了几句。吴稚晖就问：“列宁那套共产主义，到咱们中国来，得多少年能搞起来啊？”陈独秀也没多想，随口就说：“二十年差不多吧！”结果吴稚晖一转身，就把这事儿跟蒋介石说了，还添油加醋地说中共的人讲，国民党的日子不长了，顶多再撑十九年。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大获全胜后，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上海，与此同时，汪精卫也从法国赶了回来。他一落地上海，就被蒋介石那一帮国民党的人给围了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共产党想要拆散北伐队伍的打算。
陈独秀许下了诚恳的诺言，可蒋介石却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陈延年牺牲】
陈独秀的大儿子叫陈延年。四一二那个反革命大事件后，陈延年就开始秘密行动了，他主要在浙江、江苏还有上海这些地方，忙着发展地下党组织。他带着一大帮干部和党员，跟蒋介石那套反共杀人的政策，进行了顽强的对抗。
1927年6月26号那天下午，国民党逮住了两个共产党的人，里头有一个还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员，对省委的办公地点一清二楚。
那时候，中共中央正忙着开会呢，会上突然宣布陈延年被提拔为江苏省委书记。可刚听到交通员被抓的消息，会议立马就散了。但陈延年他们心里惦记着那些重要文件，又返了回去。没想到，国民党军警动作那么快，一下子就把整个办公地方给围了个水泄不通。结果，陈延年他们四个人都被抓了。
陈延年皮肤黑，身体结实，长得跟黄包车夫似的，平时老爱穿短衣裳。他就说自己是个雇来的茶房，叫陈友生，结果国民党的特务还真没瞧出他的真身份。
为了救出陈延年，党内成员四处求人，最后请来了一位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律师圈里大名鼎鼎的律师，名叫吴凯声。吴凯声不辞辛劳，跑遍了上海的各个巡捕房和警察局，终于打听到了陈延年的下落，他当时正伪装成一个烧饭师傅。不过，陈延年之前在跟军警对峙时，拿起桌椅就跟他们干了起来，还打伤了两个军警。所以，警方想给他点颜色瞧瞧，一直拖着不放人。
吴凯声心里明白，这案子拖得越久，就越容易出问题。所以他赶紧给军警塞了些钱，还找了个门路，就是那位和闸北区警察局长来自同一个地方的郑毓秀律师。他让郑律师去帮忙打点关系，好把人给放出来。
要是吴凯声那边没问题，陈延年过几天就能出来了。可问题是，吴凯声那边的消息没有及时告诉党内。汪孟邹和陈独秀是老朋友，听说陈延年被抓了，他特别着急，又去找胡适帮忙救人。但汪孟邹不知道陈延年用了假名，他跟胡适说的时候，不小心把陈延年的真名给说漏了。
胡适觉得陈延年用的是真名被抓，救他出来挺难的，所以就给蒋介石身边得力的人吴稚晖写了封信，想让他伸把手。他觉得吴稚晖几年前还帮过陈延年去法国留学，两人都挺熟的，应该能帮忙，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俩在法国时因为政治观点不一样，早就各走各的路了。
收到胡适的信后，吴稚晖马上给上海国民党警备的头儿杨虎发了封祝贺信，信里写道：“刚才听说你们那边抓到了陈独秀的儿子延年……真是让人高兴啊。”
陈延年被抓后的第九天，国民党就对他下了狠手，把他给残忍地处决了。
【《挺进报》的轻敌】
《挺进报》是在解放战争那会儿，于重庆弄起来的一份重要报纸。它是在国民党地盘下偷偷发行的红色刊物，专门搞秘密斗争。这报纸可没少出力，一方面传扬中央的政策，一方面告诉大家解放战争的好消息，还揭穿了敌人的谎话，把党员和老百姓都团结教育得好好的。它的作用，那可真是不小。
川东地下党在活动那会儿，《挺进报》没摸透国民党地盘上的情况，一股脑儿地想着多卖报纸，结果这事儿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
国民党保密局为了把《挺进报》彻底除掉，搞了个叫“红旗特务”的诡计：他们派了个特工去文成书店，那地方是地下党的接头点。这特工就装成个学生，天天在书店里头拼命地看书学习，一连好几天都这样。书店的店员陈柏林，他其实也是地下党，结果就被这特工给骗了，还真以为碰上个热心革命的年轻小伙子呢。
当他把这位“学员”介绍给上级联络人任达哉的时候，任达哉却犯了个大错，他违反了党的规矩，自作主张地对曾纪纲进行了直接的考察，结果他们俩都被抓了。
陈柏林被抓后，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牺牲了。另一边，任达哉受不了重刑拷打，最后招供了，把上级书记许建业给供了出来。
许建业被抓后，心里一直惦记着家里的那三份党内重要文件和十几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他怕敌人搜查时发现这些东西，一时间慌了神，竟然听信了看守所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他傻乎乎地给了看守3000法币，让对方去找一个叫刘德惠的人，帮忙把家里的东西给处理了。
不过，那家伙收了钱却没按要求行事，反倒把事情捅了上去，结果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重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