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弑兄杀弟，事变后又残忍的斩草除根，将十个侄子杀害，还霸占了弟媳。
而李建成由于身处优势地位，不愿意拿自己的太子身份和政治前途去冒险，拒绝从肉体上消灭李世民。
两相对比，成了李世民一生的污点。
那么，公平的讲，除了宫廷政变李世民还有没有其他退路呢？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走合法途径已经很难撼动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了，等待他的只有——李建成登基后，被幽禁甚至是一杯毒酒，被削爵远离朝堂已经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李世民的反抗无可指责。
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第一条，离开长安，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像后世的朱棣那样，等老爹百年之后起兵“清君侧”。
第二条，采用一切手段，离间、打感情牌，说服李渊重立太子，或者促使太子犯错。
第三条，宫廷政变，杀死太子，囚禁李渊，自己登位。
这三条路的风险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2＜1＜3。
别看玄武门之变成功了，但它的风险是最高的，事变前秦王府掌握的兵力与太子党的兵力对比是悬殊的1:30，这还不包括李渊的卫队。李世民的心腹调离的调离，被陷害的陷害，连房玄龄杜如晦都被调走了，尉迟恭持李世民的佩剑去请时，二人都得化妆成道士，可见当时秦王府的窘态。
事变中，李建成如果听了李元吉的不走玄武门，李渊不是被尉迟敬德控制，结果熟难预料，即便这些条件达成了，李世民还差点被杀，玄武门、秦王府还差点被攻破。
难易程度则是1＜2＜3。
第二条路之所以难，一是因为李建成应对的策略太正确了，太子身份虽然让他束手束脚，但也让他站在大义的名分上，只要不是做太出格的事情，是不会被废的，所以他的策略就是恪守本分、一静不如一动，这也是他否决魏征杀李世民的原因——没有必要冒险，至于毒酒案纯粹是许敬宗等为李世民辩护杜撰出来的。
二是李渊的态度。虽然经过修饰后的新旧唐书显示，李渊对于立嫡以长还是以贤，显得左右为难，但细一分析就知道李渊倾向于谁。
早在武德五年，李渊就开始忌惮李世民的军功，为此还不惜用李元吉去防御突厥，用李建成去剿灭刘黑闼。
除了忌惮，还有性格，小编有一篇文章（《李渊为什么不选李世民当太子？》曾讨论过，即便李建成不是长子，二人处于同一位置，李渊也不会选李世民，因为他与前朝的杨广太像太像了。同样的刚毅果敢、同样的无上军功，同样有一个文治能力不差，军事上稍弱的长兄。
以杨广的半瓶子醋，破坏力都能恐怖如斯，如果换成他这个不但能打、爱打，还总喜欢冲锋陷阵的二儿子，还不得将天捅个窟窿。
经历了乱世后的大唐，最需要的不是打打杀杀，而是像汉初文景那样与民生息、发展经济，一个老成稳重、不爱作的继承人才是首选。
这点，以李渊的老谋深算不会想不明白。
所以，此路很难。
更何况，这条路实行起来，太费时间，想离间感情本就深厚，又有共同利益的父子，只能靠时间一点一点的磨，就像后世的康熙二废胤礽那样。
但李世民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李世民兄弟俩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争斗，足足进行了五年，如果没有“太白经天”事件，两者可能还会争斗许久，李世民也会从容很多。
武德九年，双方这场内耗式的争斗已经进入了僵持期，互相之间的诽谤诋毁层出不穷，但都没有给对方致命一击的行动。
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偶发事件——“太白经天”，打破了双方之间的平衡，这个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人，就是太史令傅奕。
傅奕这个人非常具有职业操守和政治敏感性，当年在汉王杨谅手下任仪曹参军时，打算起兵的杨谅就曾问他：“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他就毫不客气地直言：“此为灾也，不宜起兵”，因此差点被下狱问罪。
所以，当武德九年六月，出现了两次“太白经天”的天象后，他就根据占星学，再结合当时的政治现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而且他还立马写了一份奏章，向李渊汇报他的占星结果。
傅奕密奏的内容，已经不可考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只有“秦王当为天子”这个结论，但密奏原文肯定不会如此简单。
其一，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曾以坦诚相见的态度对傅奕说：“你在六月的天文密奏，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只要天象有异，你就应该像那次一样知无不言，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
这句话说明傅奕当日所上密状肯定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应该是对李世民非常不利的。
其二，李渊的反应非常激烈，马上就召见了李世民，并将傅奕的密状摔给他看，还愤怒的质问他为何上天会有如此示警。
无论“太白见秦分”还是“秦王当有天下”，都只是一种中性的说法，一个箴言而已，以李渊的睿智未必会放在心上，况且当时兄弟俩的争斗李世民完全处于下风，李渊也站在李建成一边，丝毫看不出李世民会做皇帝的迹象。
而李渊之所以会如此愤怒，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傅奕的密奏有关于李世民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成为天下之主的性质判断——武装夺权。
天象变化本来就充满细节，傅奕的占星结论又如此骇人听闻，他是应该也必然会向李渊详细解释一番的，但这些内容却从史书中消失了，说明什么？
说明李世民删除了对他不利的细节，只留下了有利于他“君权天授”的结论。
不管怎么说，傅奕的密状成功的引起了李渊的高度重视，以及怀疑，李世民面临生死攸关的局面。
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一个回答不好，他马上就会被废为庶人，甚至关押、处死。
李世民所能做的，只有顾左右而言他，用李渊最感兴趣的话题——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让李渊为尊严而暂时忘记傅奕的示警，从而为自己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
突发的“太白经天”事件，让李世民有了紧迫感，也让他彻底放弃了风险最低的第二条路。
而第一条路也早在半年前被堵死了。
毫无疑问，论风险，成功的可能性，第一条路的综合分最高，这也是李世民一直在走、想走的路。
李世民选择的根据地是洛阳。
当时的关中已经基本在李建成的控制之下了（当然除了李渊），宫内有结成攻守同盟的张、尹二妃，长安外有庐江王李瑗、天节军统制罗艺，以及薛万彻兄弟，外加一个齐王府。
东都洛阳是最合适的地方，自隋炀帝营建，开运河，它就是仅次于长安的经济政治中心，二者之间又有崤函通道、潼关这样的天险，控制了洛阳，就控制了河北、山东、江南这些人口、经济最重要的区域，就可以与关中分庭抗礼，甚至和长安对抗。
最不济也能保持独立性，日后与李建成扳一扳手腕。
唯一的坏处可能就是会发生内战，让新生的大唐利益受损，但李世民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结束战斗，他有这样的底气。
所以，这是他的首选，他也差点成功了。
武德九年初，李世民先是派亲信温大雅镇守洛阳，全权统辖秦王府在河南的嫡系部队，并对洛阳的基层进行控制，然后又派张亮率领一千余人到洛阳，令他们私下结纳当地的“山东豪杰”。
“山东豪杰”是隋末唐初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他们是隋末混乱下崛起的寒门地方豪强，比如河南的瓦岗寨，河北的窦建德，虽然他们被扑灭了，但残留下来隐于民间的文臣武将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派给魏征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宣慰山东，听以便宜行事”，说白了就是安抚山东豪杰。
这样的一支军事政治力量，李世民联络他们的目的可想而知。
此外，张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练兵。他带去的一千多人用来控制洛阳及其周边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如果在当地进行招募，以这千余人为基础，通过训练，就能迅速拉起一支队伍来。
如此一来就能与长安的秦王府军队形成犄角之势。
然而，正是因为张亮结交山东豪杰的行为，让李元吉抓住了把柄。他借此告发张亮，说他有“不轨”行为，在政治上搞小动作、搞阴谋。
这个罪名可大可小，李元吉是想顺藤摸瓜，进而铲除李世民。
但张亮被收押之后，无论如何严刑拷打，什么都不说，这也是后来他能够高居凌烟阁功臣第16的原因所在。
最终，李渊选择了大事化小，并没有牵涉到秦王府，张亮也在李世民的积极营救下，被无罪释放。
然而，张亮虽被释放，但他去拜访、结纳山东豪杰的工作却不能继续开展了。因此，洛阳的经营工作就搁浅了下来。
而且，镇守洛阳的温大雅也被替了回来，由原来镇守此地的屈突通接替（二人很有意思，温大雅接替屈突通之前任工部尚书，屈突通回朝后两人掉了个个儿，温大雅出镇洛阳，屈突通任工部尚书，现在又恢复原位）。
有人认为，屈突通早已被李世民争取了过去，但史书中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屈突通是李世民的人。
退一步讲，即便是，也是在温、屈二人第一次换防之前，否则李世民也不会为温大雅争取洛阳的差事了。
后来，李渊曾经动过派李世民去镇守洛阳的念头（史书中的记载是李渊主动提出的，实际上是李世民事后的掩饰），李世民的部属们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都想马上去洛阳。
但是，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阻挠之下，李世民最终没能去成洛阳，使他不但失去了从洛阳谋求更多政治资本的机会，更是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以洛阳为据点来对抗太子的野心。
此后，李建成集团对于李世民意图染指洛阳的谋划控制得更严了，李世民首选的第一条路也走不通。
在前两条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李世民只能选择第三条路，孤注一掷，与李建成图穷匕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