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事实：

2009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乙公司与张三签订了多份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乙公司派遣张三到甲公司从事生产工工作。

2018年5月6日，张三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岗位为抱罐车驾驶员。

甲公司二届四次职代会通过了《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的规定》与《员工奖惩制度》，并在公司OA网进行了公示。《员工奖惩制度》2.1规定处分共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七级处分，处分情形包括但不限于……2.1.3规定“威胁、侮辱、造谣传谣、损害他人或公司名誉、情节恶劣者”。该员工奖惩制度被载入《员工手册》第十一章。张三在《员工手册》签收函上签字。

某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现查明：2019年3月下旬以来，张三为迫使王XX与妻子离婚，遂采用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多次骚扰王XX。后又于2019年4月8日通过微信向王XX发送不雅照片，干扰了王XX的正常生活。某公安局以上述事实为由决定对张三行政拘留四日。

2019年4月12日，甲公司告知工会张三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及《员工奖惩制度》2.1.3规定，决定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4月15日，工会复函，同意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2019年4月24日，甲公司以张三危害他人家庭被拘留影响恶劣，损害公司形象，严重违反了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为由决定解除与张三的劳动合同，张三收到了该解除合同的决定。

张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甲公司支付赔偿金63350元，审理中，张三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126700元(2009年10月至2019年4月，7000元/月×9.5年)。

一审法院认为：

该案的争议焦点：甲公司解除与张三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

民事行为应该尊重社会公德，符合公序良俗，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是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必然要求。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张三为了迫使王XX与妻子离婚，采取了打电话、发短信、发送不雅照片的方式持续多次骚扰王XX，干扰了王XX正常生活，影响了他人合法存续的婚姻关系，危害了王XX的家庭，该行为不仅违背了善良风俗，而且违背了一名劳动者应遵守的基本职业素养，也违背了甲公司员工奖惩制度中的规定。

张三主张其行为属于私生活问题，并没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对其道德要求过高，且《员工奖惩制度》2.1.3规定是处分的规定，并不是开除的依据。该院认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是基本的道德要求，并非社会的苛求，《员工奖惩制度》2.1.3规定的处分情形包括了开除，故张三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故甲公司以此为由通过工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违法解除。

判决：驳回张三的诉讼请求。

张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审认为其违背了善良风俗及劳动者应遵守的基本职业素养，该认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明显过高，（张三认为）如果是公务员还情有可原，其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在生活方面存在一定过错即擅自开除。且其所犯错误是个人的私生活，不是在工作中产生，也不是与本公司员工发生，且也受拘留的行政处分。纵观甲公司的制度，都是要求员工在工作中发生的行为，不能擅自扩大到生活当中，一审法院的认定要求员工德才兼备，要求过高，而且员工制度规定的标准也有背制度设立的原则，不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审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某公安机关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三为了迫使王XX与妻子离婚，采取了打电话、发短信、发送不雅照片的方式持续多次骚扰王XX，干扰了王XX正常生活，影响了他人合法存续的婚姻关系，危害了王XX的家庭。张三的上述行为虽然属于私活问题，但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且遭受行政处罚，造成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故可以推定会对甲公司造成名誉损害的事实成立，违背了甲公司员工奖惩制度中的规定。虽然《员工奖惩制度》2.1.3规定是处分的规定，并不是开除的依据，但该制度规定的处分情形包括了开除，甲公司据此解除与张三的劳动合同，并通过了工会程序，故不属于违法解除。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