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0岁，是县水利局的高级工程师。

刘树峰是我的发小，跟我同岁，但比我小两个月。我们两人老家是邻村，村与村之间就隔着一条河，小时候的夏天，我们这些皮孩子经常光着屁股在河里玩耍，彼此很熟悉。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两个村靠的很近，加之人口户数都不多，就合办了一处小学，所以，我跟刘树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村里的小学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二人是名副其实的发小。

上初中以后，刘树峰跟着他当领导的父亲到县城上学，我则在镇上的初中读书。高中时候，刘树峰在县里的重点高中——县一中上，我也考上了另一所高中——县二中。

高中毕业后，我和刘树峰都考上了大学。不同的是，我上的是省城的农业大学，他考上了国家名牌河海大学。也许是小时候在河里玩水的缘分，我们两个人学的都是水利专业。

上了大学之后，我跟刘树峰又开始有了联系。河海大学在南京，暑假和寒假我曾经两次去他那里，他带我游览了中山陵、长江大桥、莫愁湖、乌衣巷，和几乎所有我们小时候向往的名胜和景点。

我上学的省城济南虽然离青岛不远，但上大学之前却都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我在这里上学，自然就要尽地主之谊，也邀请刘树峰利用假期来游览两三次，包括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甚至还半夜跑到泰山上，等候看日出，冻的穿着棉大衣还拥抱在一起取暖。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坐在简陋的小酒馆喝酒，简直是无话不谈。多少次，我们喝酒到微醺，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却偏偏要挤在一张床上，不仅规划着以后的人生，也信誓旦旦的握手大喊“苟富贵勿相忘”。

1994年，我和刘树峰大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国家对大学生还包分配、安排工作，那一年也是大学生“铁饭碗”政策的最后一年。

巧合的是，我和刘树峰都被县人事局分配到了县水利局。当时除了我俩，一起分到水利局的还有三人。

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五个人就无形中被贴上了一种共同的标签，似乎比别的同事关系更近一些。但，我跟刘树峰还因为是发小，关系比他们三人又紧密了许多。

我们刚分配到水利局的时候，局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来的大学生一律不留城分配，需要先到基层锻炼。所以，我们五人到局人事科报到后，局里安排我们集中学习了两个周，然后就分别被分派到位于乡镇的管理站去了。

更是因为有了那两个周的学习经历，我们五个人竟然有种同病相怜、心心相印的感觉，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总感觉比其他同事关系密切一些。

以后的二三十多年，我们每年都要约成块聚一两次，有时候一起到局里开会或培训，则更是抓住难得的机会疯狂的喝一顿。

后来，我们五个人陆续有了女朋友、结婚生子，五个家庭也经常聚在一起，老婆孩子之间也是常来常往，俨然兄弟姐妹一般。

2002年，刘树峰干了管理站的站长，不久又调到局里担任业务科科长，走上了从政之路，我们四个则都在技术岗位上，虽然后来都晋升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但似乎同刘树峰渐渐拉开了距离。

有时候，我们几个人还同往常一样聚会，但刘树峰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刚开始，他还让他爱人从家里带了好酒好茶去参加，后来就以各种理由不参加了。

上个月，刘树峰被提拔为副局长，分管业务工作，成了我们四个人名副其实的领导。在此之前，我们五个人见面都是直呼其名，连姓氏也不加，更不用说称呼职务了。有时，喝酒高兴了，甚至还叫外号呢。

前天，刘树峰因公到我所在的管理站检查工作，晚上，站长安排了工作餐，自己还从家里拿了两瓶酒，说是给刘局长庆祝一下。

我们站长早就知道我跟刘树峰的关系，特意留下我一起陪他吃晚饭。酒酣耳热之际，站长叫我敬杯酒。我端着酒杯站了起来，还是习惯性的直呼其名“树峰”，没想到他竟然很不高兴，冷冷的看了我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接话，要不是我们站长在一旁打圆场，可能就会弄的下不来台。

当时，我就感觉很尴尬，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喝完那杯酒之后就一直默默地坐到最后。但是，直到结束，我没有再跟他说一句话，告别的时候，我也远远地站在灯影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抢着去跟他握手。

晚上回到自己家里，我的心情很不好，除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失落感，我还感觉很失望，我感觉我同刘树峰之间的友谊已经结束了，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到友谊的发小时代了。

我随即拿出手机，希望能收到一条他发来的微信，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他空荡荡的朋友圈，和长时间没有联系的聊天页面。

我默默的把刘树峰从我的微信通讯录删除了，也许在很长时间内，这个名字再也与我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