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无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很多人不仅将之视为“十年动乱结束后拨乱反正的分水岭”，更有一些学者将之视为“中国青年的复活节”（拓展阅读：）。

用发展的眼光看，“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更成为了中国开启激荡变革的重要标志。

那么问题来了，推动“恢复高考”的进程，都经历了哪些波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人才选拔制度？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77年12月，北京某高考考点，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骑着自行车离开考点

高考的中断始于1966年。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各界普遍认为，高考制度是一种“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理应受到批判并予以取缔。

在此后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中国高校的招生工作几乎处在全面停滞的状态。

1）什么是“工农兵学员”？

时光荏苒，直至1971年4月，国务院才将高校招生工作重新提上议程。6月19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

具体而言，招生遵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初中毕业生即可提出申请，且不需要文化课考试。

基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精神，学制普遍压缩至2—3年。高校在这一阶段招收的学生，后来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

宣传画中的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政治和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具备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

另外，“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报名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

尽管《通知》也要求在招生环节“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但总的来说，整个招生环节一直带着“强调阶级路线”的极端倾向。

以南京大学为例，在1973年8月的学校统计报表，在校生合计为2149人，绝大多数家庭出身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干部，仅有3人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

宣传画中的工农兵学员

2）围绕“恢复高考”的大讨论

进入1977年以后，大范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逐渐被更为务实的经济与现代化建设活动所取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高考迟早会恢复”。

理由很简单，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参与进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迅速搭建一套更合理、更务实的人才选拔机制，并让国家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走上正轨。

但需要指出的是，围绕“高校招生制度是否需要改革”这一问题，并未在一开始就迅速达成共识。

1977年8月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特邀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即“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每会必到的邓小平“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只是安静地听。”

8月6日下午，与会代表们围绕“恢复高考”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其中，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1925—2019）认为，各大院校的在校生素质参差不齐，没法上课；过往的招生制度存在四大弊端，即“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因此，他提出尽快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原则，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在听取完查全性的报告后，邓小平并未立刻表态，而是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们表达了赞成意见。

邓小平又问，“当（今）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不少代表迅速给出了“来得及”的反馈。于是，邓小平当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对于这段历史，查全性后来咋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如是回忆道：

“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对于这场研讨会，有着留洋经历并全程参会的温元凯如是回忆道：

“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的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统治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

“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统治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邓小平同志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8月8日，邓小平统治做了总结性发言。”

温元凯

3）邓小平的抉择与坚持

坦诚说，座谈会上专家们的讨论，更像是为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注入的一份强心剂。

实际上，在座谈会开始之前，他就有意“恢复高考”了。

早在1975年第一次复出时，邓小平就萌生了“教育改革”的想法。第二次复出后，他“自告奋勇”地提出“分管科技和教育”。

1977年5月，他公开表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邓小平与福特，拍摄于1975年

7月29日，他在听取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与中科院院长方毅的汇报后表示：

“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

“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邓小平与福特，拍摄于1975年

8月13日，“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遗憾的是，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理论的束缚，不少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举措，持较为强烈的保留与不解态度。

再加上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态度较为消极，因此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达成什么共识。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9月19日，围绕“恢复高考”这一问题，邓小平特意找到了教育部负责人进行谈话。坦诚说，他的语气颇为严厉：

“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

“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进入9月下旬，形势变得瞬间明朗了起来。9月25日，工作会议圆满结束。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就教育部呈送的“关于恢复高考的报告”展开了讨论。10月12日，报告被国务院正式批准。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4）“新高考”与“旧高考”的差异

与过去相比，“新高考”在招生环节有了明显变化。

首先，过往“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招生原则被取消，凡是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比如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与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因此，在具体的报录环节，虽然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不一，但大部分都做到了自由报考。

其次，政治审查主要基于本人表现，“家庭出身”的桎梏基本被全面打破，考试分数是各大院校招生的唯一基准。

用发展的眼光看，在“两个凡是”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的时期，“恢复高考”称得上是一个突破坚冰的重大举措。否则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12年甚至是更长时间。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之后，所有人的心中都怀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坦诚说，几乎没有人高考“具体考什么”，也几乎都知晓“第一年考试的招生名额肯定不会太多”，但依然有不少人坚信“自己大概率能考上”。

1）规模庞大的考试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考试。原因很简单，1877年的高考，是从66届到77届合计12个年级的学生的共同竞争。再加上少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也被允许提前参加高考。毫不夸张的说，一共有13个年级的青年们一同走上了考场。

1977年12月，北京54中高考考点，几名学生正在交谈

于是，一个在今天看来极为魔幻的场景出现了。考生不仅年龄差距大，还出现了很多兄弟、姐妹、师生甚至是叔侄、夫妻同考的情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中学都为本校的考生们开设了备考补习班，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备受尊崇，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擅长解答数学题的学生都能得到人们的钦佩。

一言概之，“恢复高考”成为了当时讨论度最高的社会热点话题之一，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这场“空前的考试”牵动着。

1978年，北京，为高考认真复习的青年们

2）“百里挑一”的竞争

1977年的高考，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场考试。资料显示，这一年的招生名额，一开始只有20万。作为对比，根据有关部门的研判，报名人数可能会达到2000万之众。

鉴于此，不少省市在正式开考之前，进行了带有选拔性质的地区初试。最终，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被“限定”在了570万人。

由于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足够的优质纸张印考卷，中央特批动用了原本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

1977年12月，北京某高考考点，正在答题的学生

有趣的是，这一年的高考还是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招生考试。

由于时间紧张，各地都是按倒计时来安排命题、印制试卷等工作的。因此，各地的考试时间是不统一的，比如北京是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是12月17—18日。有加试外语的考生，还需要参加第三天上午的考试。

考试结束后不久，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和教育部决定“扩充招生名额”。具体而言，本科生入学名额增加了2.3万个，各类大专班增加了6万余个。最终，这一年的高考合计录取了272971人。

可换算下来，尚不足4.8%的录取率，依然是我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1977年12月，北京某高考考点，两名考生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学习

当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恢复高考”究竟意味着什么？

1）拨乱反正的重大信号

“文革”时期的“教育之乱”，主要表现在正常教学秩序遭受到的严重破坏。具体而言，高校不再是追求专业知识的场所，而是成为了政治斗争的重要领地。

前面提到，在“文革”结束之初，“两个凡是”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高等教育依然处在比较尴尬的境地。

不过，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一直“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们，纷纷从田野中，从矿洞里，从工地上，从机器旁走进了当地的招生办，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高考。

1980年代，北京，在公园里许多大龄青年在复习文化知识

与此同时，各大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陆续恢复，高等院校应有的特性与品格得以复苏与恢复，原本陷入停滞的基础教育也逐渐回到了正常轨道。

在今天看来，“恢复高考”对于整个国家层面的“拨乱反正”都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高考是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整个社会为之一变，很多东西是由这个突破口引起的。”

1983年，北京天坛公园，恢复高考后复习高考的大龄青年抓紧时间复习初高中知识

2）“求知之风”的全面复苏

在十年动乱期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知识越多越反动”一度成为了不少青年人尊崇的信条，学校成了“大批判”的战场。

在那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求知”非但不能正大光明地进行，甚至成为了一种躲躲闪闪、应该接受批判的“资产阶级行为”，追求科学知识之风几乎荡然无存。

宣传画中的工农兵学员

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恢复高考”政策的全面落实，“读书无用论”被彻底挫骨扬灰，全社会迅速形成一股空前规模的“大学习热潮”。

“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号是——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于是，图书馆、教室、宿舍，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三点一线，一本新书，一个教室或图书馆的座位，往往被许多人争抢。”

这种“大学习”的风气，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风貌，也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从这以后，“求知之风”被全面保持并延续了下来。

1980年，北京，八十年代初，年轻人勤奋学习迎接高考

3）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新搭建

前面提到，在“十年动乱”期间，高校招生并不需要文化考试。因此，大部分工农兵学员的基础、尤其是理科水平并不扎实，一些人甚至需要从小学知识开始学起。作为对比，一些基本功较为扎实的年轻人，因为“出身问题”无法进入大学系统深造。

伴随着国家建设目标的逐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惊讶地发现，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缺乏，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

老照片中的知识青年

对此，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份曾指出：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老照片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是基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以及国家未来前途和命运的考量，最终有了“恢复高考”的果断决定。当然，国家也以高考选拔的方式，甄选了一大批热爱学习，有良好文化知识基础和政治表现的优秀青年。

现如今，我国高校已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才，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基础。

坦诚说，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成就。而这一成就，又极为强烈地彰显着恢复高考的政策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4）个人命运的改变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改变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进方向，带来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春风，更在第一时间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

具体而言，能够参加高考并脱颖而出的年轻人，不仅具备良好的文化水平，并且具有良好的毅力，长时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

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惠者，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也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因此，很多人不仅自带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言概之，“恢复高考”迅速让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观念，并向更广泛的人群开放，在录取环节也最大限度地也呈现出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就高等教育制度建设而言，正是得益于高考的恢复，学位制度，留学制度等相关制度也有了循序渐进的完善，更为80年代中期之后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另外，在“恢复高考”的进程中，邓小平起到了当机立断、一言九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召集专家座谈会，主动听取专家意见，善于集思广益等环节。简言之，“恢复高考”的决策，是民主决策的极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