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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北京，冬天冷得刺骨，大街上飘着鹅毛大雪，空气中传递着萧索的气息。
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傍晚，一个人影匆匆闪进了神武门外的一家古玩店。
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黑衣棉帽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店里的掌柜瞟了他一眼，没吭声，却把手伸向了抽屉，熟练地摸出100块银元。
那人没多说话，手上的一个包裹迅速递过去，接过钱，转身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不是次了。
掌柜见惯了这样的交易，也懒得多问。
他知道，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大多出自故宫。
清朝刚刚灭亡，末代皇帝退了位，宫里的太监、宫女趁乱开始偷偷往外倒腾珍宝。
这些人急于出手，价钱从来不讲，掌柜自然也乐得当这一“中转站”。
不过，这次的“货”似乎不一般。
打开包裹后，他发现里面竟是一幅看似普通的字画，虽然年代久远，但并没有引起他的太多兴趣，便随手放在了柜台上。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店里来了个重要人物。
他是时任盐务署长的朱文均，学问极深，人称“活字典”。
朱文均目光一扫，立刻被柜台上的那幅字画吸引。
他凑近细看，表情逐渐变得凝重。
沉吟片刻后，他开口“这幅字画，我出5000块银元。”这可比掌柜的进价高了整整50倍，但朱文均显然胸有成竹。
他知道自己发现了宝贝。
这幅字画，名字叫《自书诗卷》，是北宋大书法家蔡襄的真迹。
蔡襄，北宋的文坛翘楚，与苏轼并称“宋代书法双璧”。
他留下的作品不多，尤其是这幅《自书诗卷》，更是稀世珍品。900多年的时间里，这幅字画辗转流传，几经易手，甚至被权臣贾似道、收藏家梁清标、清朝的乾隆皇帝等人珍藏过。
可以说，每一位拥有它的人，都将此视为无价之宝。
朱文均自然也不例外。
他买下这幅字画后，珍重地收藏起来，时常拿出来观赏，还告诫子孙“这幅字画是咱家的传家宝，绝不能轻易卖掉。”朱家上下对这幅字画的珍贵价值心知肚明，世事难料。
1937年，朱文均因病去世，家道中落，甚至连丧事的费用都拿不出来。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家的后人只好忍痛将这幅《自书诗卷》卖掉。
买主是一位闻名当时的大收藏家——张伯驹。
他花了3.5万银元将其收入囊中。
从朱家手中接过这幅字画时，张伯驹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卷轴，打开一看，更是惊叹不已。
他感慨道“900多年了，竟然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蔡襄真迹。”他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张伯驹是个传奇人物。
他不仅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还以保护国宝闻名。
他的藏品中，包括蔡襄的《自书诗卷》，还有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等稀世珍品。
拥有这些国宝的代价是巨大的。1941年，张伯驹被绑架，绑匪开口要求用他收藏的珍贵字画作为赎金，其中就包括《自书诗卷》。
面对威胁，他坚决不肯妥协，甚至做好了拼命的准备。
朋友们凑了20根金条将他救出，而这些国宝得以幸存。
张伯驹对《自书诗卷》有着极深的感情。1956年，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撼的决定将他珍藏的一百多件国宝，无偿捐献给国家。
这些珍品中，就包括蔡襄的《自书诗卷》。
从此，这幅字画结束了它长达900多年的漂泊，正式落户故宫博物院，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
细细品味这段历史，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泛起一丝心酸。
朱家为了生计，不得不卖掉传家之宝；张伯驹为保护国宝，甚至不惜拿命去守护。
这些故事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起伏，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从北宋到清末，从民国到新中国，这幅字画见证了千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了无数人的爱与执念。
如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进故宫博物院，近距离欣赏这件蔡襄的传世之作。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年代久远却依然鲜活的故事。
有人感慨，若当年朱家人能撑过那段困苦的日子，也许这幅字画还在他们的家中。
也有人说，正因为有张伯驹这样的守护者，历史才没有在黑暗中失去它的光芒。
历史的魅力，往往就在于这些细节中。
看似偶然的每一次“出手”，背后都藏着时代的无奈与个人的坚持。
有人说，国宝的命运，其实也是民族的命运。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感谢那些默默守护历史的人，正是他们，让我们今天还能触摸到千年前的文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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