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香山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建设工程。
一名负责工程的领导干部，借机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两层小楼。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政府上下正提倡节约，严禁铺张浪费，这无疑是触碰底线的行为。
毛主席听到此事后勃然大怒，他当即下令召见这名干部，在批评的同时更是直接下达了枪毙的命令。周总理和聂荣臻连忙站出来劝阻，劝说主席不要动怒。
这位干部究竟是谁？
1928年，红四军扎根在井冈山，井冈山的村民们对红军的到来既新奇又警惕，他们观察着这些穿着粗布军装的年轻战士。
这支队伍能否真正赢得民心，毛主席认为纪律是关键。
1928年5月，红四军28团的司务长奉命带队到宁冈葛田乡买猪。猪是为部队补充伙食所需，司务长带着几名战士来到村里，找到一户养猪人家。
这家农户的院子里，养着一头膘肥体壮的大黑猪，司务长一眼相中，便开口要买。=农户见到是红军的人来，态度倒也客气，开了价。
可司务长摸了摸口袋，说道：“今天出来得急，银洋没带在身上。你先把猪牵给我们，钱随后派人送来。”农户有些犹豫，担心钱拿不到，就没答应。
见状，司务长的脸色沉了下来，直接吩咐身边的战士：“把猪牵走！”
几个战士照做了，那头大黑猪挣扎着被拉出了院子。农户眼见猪被强行牵走，急得跺脚，连忙跑到村里找其他村民商量，最后有人提议去红军驻地告状。
红军接待的干部听完后立即将问题上报给军委。
消息很快传到了毛主席那里。经过军委讨论，最终决定对司务长严肃处理，以儆效尤。第二天，红四军军委对司务长进行公开审判，并最终作出枪决的决定。
与此同时，宁冈苏维埃政府也在反腐败行动中加紧了力度。
坝上乡苏维埃政府的李某被查出勾结秘书贪污了40块银洋，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长溪乡的军事委员兼赤卫队队长谢某更是被发现利用职权，对关押的土豪女眷进行骚扰。
案件被逐一查实后，苏维埃政府撤销了李某和谢某的职务，并将他们的行为向群众公开，同时依法予以惩处。
毛主席对于这些案件的处理非常关注，他明确要求，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让老百姓看到公正，二是让犯了错的人付出代价。
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井冈山的群众深刻认识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与以往那些鱼肉乡里的地方势力完全不同。
黄克功年少年时便投身红军，在井冈山斗争和长征中屡建功勋，曾担任旅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他因为一场感情纠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黄克功与刘茜在延安的就在一起了。刘茜是一名充满理想的年轻女性，但在两人接触中，她渐渐发现彼此性格和志趣存在明显差异，于是选择结束这段关系。
黄克功无法接受，多次纠缠。
1937年10月5日晚，黄克功情绪失控，用枪杀害了刘茜。
此事上报给毛主席后，党内和军内就黄克功的处理方式产生了分歧。黄克功曾立下显赫战功，许多人为他的过去功绩感到惋惜，认为可以酌情处理。
有些同志提出，可以给黄克功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有不少人认为，若不对其进行严厉惩处，将严重损害党的纪律和形象。
毛主席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以严格的纪律和公正的态度取信于民。
黄克功虽有功勋，但其行为已严重破坏党的纪律，功劳不能抵消犯罪。最终，黄克功被开除党籍，并移交法律机构接受审判。
延安当地法院迅速组建了审判团队，依据调查结果对案件进行审理。审判过程中，黄克功的罪行被一一陈述，证据被一一列举，最终法院作出了判决，对其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1950年3月初，毛主席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到北京。
当时的香山地区正在进行建设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首都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的一项重要任务，整个项目备受关注。
3月5日，毛主席与李银桥聊起家常，突然，毛主席提议让李银桥将自己的妻子韩桂馨叫过来，一起吃个饭。
韩桂馨曾经也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员。17岁那年，她就加入了主席的护卫队，后来还负责照顾主席的女儿李讷的日常生活。她与主席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更如同家人一般亲近。
韩桂馨接到邀请，心中满是欣喜。她与李银桥一同来到中南海，刚进门，主席便迎了上来，热情地招呼两人坐下，又特意叮嘱厨房多炒几个菜。
韩桂馨因与主席熟识，不觉话多了起来，言语间也更为随意。
聊到一半时，韩桂馨讲述了香山的建设和环境情况，提到绿树环绕、风景宜人，香山日渐成为一个清幽雅致的地方。
说着说着，她忽然提到：“香山有位领导干部，最近在机关工程建设中，还特意给自己建了一栋二层小洋楼，那洋楼可讲究了，特别精致。”
韩桂馨说得轻松，但主席听得却是眉头一皱：“什么小洋楼？”
韩桂馨一愣，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间多嘴了，连忙解释说，这洋楼只是香山的一处点缀，让整体环境显得更雅致。
但毛主席却琢磨起这件事。第二天一早，他立即派人前往香山调查此事。很快，调查结果就送到了主席的案头：确实有建造小洋楼的事，而建造小洋楼的人是情报部门的干部戴镜元。
戴镜元是技侦情报战线上的杰出人物，曾多次破译日军密电码，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调查结果却让主席感到一阵刺痛。作为党内优秀的年轻干部，戴镜元竟然在干部作风问题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主席叹息着写下指示，要求立即传唤戴镜元到中南海面谈。
戴镜元接到通知后满心欢喜，甚至以为自己在香山的工作表现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他换上整齐的军装，怀揣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前往中南海的路。
他踏入书屋，看到坐在正中的主席，神色严肃，再瞥见两侧陪同的周总理和聂荣臻将军，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这个样子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我们早就说过，不能学李自成，不能让国家这么快就变成这个样子！”
戴镜元愣住了，毛主席的直接质问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他站起来，声音带着颤抖：“主席，我错了。这是我的问题，我知错了。”
毛主席并没有因为戴镜元的认错而缓和语气：“知错？你怎么不在修楼的时候想到这是错的？明知故犯还配做共产党的干部吗？我们的纪律和规矩，就是被你这样的人一点点破坏的！”
毛主席态度极为严厉，他愤怒地表示，这种人若不严惩，党内纪律就成了一句空话。他当即下令要将戴镜元拖出去枪毙了。
一旁的周总理和聂荣臻军见状，缓步上前劝慰主席：“主席，戴镜元同志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这事儿我们一定要彻底调查清楚，按照法律程序办。”
周总理语气温和，但话语中的分寸也清楚地传达出他对这件事的重视。
毛主席稍微冷静了些：“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享受的，更不能贪污腐败！建国刚刚不久，我们就成了这样，怎能让人民有信心。”
周总理继续说道：“主席说得对，这事一定要严肃处理。我和荣臻同志马上回去成立一个调查组，彻底调查清楚此事，以儆效尤。”
聂荣臻也补充道：“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任何违反党纪的行为。”
戴镜元低头，诚恳地保证：“我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以后绝不会再犯。”
经过周总理和聂荣臻的劝说，毛主席的怒气终于有所缓解，决定听从周总理的建议，调查此事，并摆摆手示意戴镜元可以回去了。
1951年，新中国各项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
伴随着国家建设进程，机关内的贪污浪费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启动增产节约运动，通过提高效率、节约开支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整治这些问题。
增产节约运动的初期，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开展了自查工作。
工作人员被要求对日常工作中的浪费现象进行详细汇报，一些干部私下的“小动作”开始浮出水面。
从公款招待上的铺张浪费，到办公用品的随意挥霍，再到以权谋私的现象，这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有的单位隐瞒不报，有的干部想尽办法掩盖，导致运动的进展并不如预期。
11月底，有同志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罪行揭露出来。
刘青山和张子善不仅是同流合污，还大肆挪用公款，高达170亿元。
这些钱原本是用于国家建设和百姓生活，但他们将这笔钱据为己有。同时，他们还私吞了农民的粮食多达40万斤，更令人愤慨的是，中央拨下来的救灾款项，也被他们挪用了，置百姓于不顾。
此事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的纪律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受到严惩。即便事情爆发之后，这两人依然毫无悔意，反而公然喊话：“谁敢处理？”
面对这种不知悔改、目无法纪的行为，中央决定毫不手软。经过深入讨论，毛主席等领导最终决定将刘青山和张子善开除党籍，并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决策不仅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更是为了警示所有干部，任何违背人民利益、腐化堕落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12月，中共中央接连发布两份重要文件，直接点明贪污浪费问题的严重性，并强调整治的必要性。
文件明确要求，要让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明白，贪污腐败与浪费行为是党和国家不能容忍的。随后，“三反”运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三反”运动的目标明确，重点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三大问题。各级党委迅速成立专门的检查机构，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开展调查。
后期，中央明确提出，要通过“三反”运动建立长效机制，杜绝贪污浪费现象的死灰复燃。在清查过程中，许多单位开始重新制定规章制度，严格控制预算支出，强化财务监督。
运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反腐的终结，而是为之后的工作奠定了更加严谨的基础，形成了党内反腐倡廉的一种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