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朱子学。

摘要：对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西汉《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其二，魏以后儒者认同该句为子夏所言，较多的是指对他人不求全责备；其三，南宋朱熹认为子夏所言轻视小节，因而有弊病。朱熹的解读为其后学所发挥，尤为强调不可轻视小节，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有儒者为子夏所言辩护，至清中期又有儒者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载孔子曰“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证明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孔子所言，无论对重视私德的传统社会，还是重视公德的现代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论语》；大德；小德；出入；朱熹

与《论语》载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相似，《荀子·王制》载孔子曰：“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余矣。”《荀子》所引述孔子此段有关君王节操的论述，强调大节，并含有君王不拘小节之意。其中“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相通，甚至可看作对后者的解读。荀子对子夏多有批评，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或亦可说明“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非子夏所言。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赞同“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说法，并作了解读，说：“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巨经耳。”这里讲的是诸侯“小德出入可也”，含有诸侯可以不拘小节之意。

据西汉《韩诗外传》载：“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由来！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率尔而对曰：‘昔者由也闻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阳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且夫齐程本子，天下之贤士也，吾于是而不赠，终身不之见也。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孔子明确讲“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讲的是孔子不顾子路所言“士不中道相见”之小德，含有不拘小节之意。

又据刘向整理的《晏子春秋》载，晏婴曾对孔子说：“婴闻两槛之间，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来速，是以登阶历堂上趋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闻之，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这里讲的“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是孔子时普遍认同的说法，亦含有不拘小节之意。但是，刘向《说苑》是引述《韩诗外传》的说法，肯定“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

与刘向不同，定州汉墓竹简《论语》记载有“……夏曰：‘大德……”定州汉墓竹简《论语》被认为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据此可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子夏所言。另据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由此可知，西汉时期在传世本《论语》的形成过程中，不同本子对“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一句既有认为是孔子所言，又有认为是子夏所言，且大都认为其中含有不拘小节之意。

传世本《论语》最终将“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定为子夏所言。魏何晏的《论语集解》载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孔安国注曰：“闲，犹法也。”“小德不能不逾法，故曰出入可也。”皇侃疏曰：“大德，上贤以上也。闲，犹法也。上德之人，常不逾越于法则也。”“小德，中贤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时蹔至，有时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责其备，故曰可也。”显然，无论是孔安国还是皇侃，他们都认为“小德”或“中贤以下”之人，道德上有所出入是可以的。而孔安国的解读含有不拘小节之意，皇侃的解读则较多指向对他人不求全责备。换言之，这里对“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解读，开始从早期儒者解为不拘小节转向不要对他人求全责备。皇侃的解读影响很大，直到北宋。宋初邢昺接受皇侃的解读，曰：“大德之人，谓上贤也，所行皆不越法则也。小有德者，谓次贤之人，不能不逾法。有时逾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责其备，故曰可也。”显然是说不要对他人求全责备。

由此可见，早期儒家既有明确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又有儒者肯定该句为子夏所言，较多指向不要对他人求全责备。但无论是孔子所言还是子夏所言，汉唐儒者都认同该句的说法。而且，不要对他人求全责备，主要是就小节而言，是对小节的宽容，因而实际上与不拘小节虽有指向之不同，但大意相通。

北宋王安石门人陈祥道的《论语全解》解“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说：“大德，中德也；小德，庸德也。中则以大常为体，故不逾闲；庸则以小变为用，故出入可也。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此‘大德不逾闲’者也。《易》曰：‘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小德出入可也’。《礼》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盖敦化则立本而有常，川流则应物而有变，与此同也。”陈祥道认为，德之大小的差别在于德之体用，德之用有出入是可以的。这样的解读，虽然不同于汉唐儒讲“大德”与“小德”之别，而是讲德之体用，但仍然认同“小德出入可也”的说法，实际上与以往儒者的解读一样，表达了道德上的宽容。

与以往不同，南宋朱熹于淳熙四年（1177）完成的《论语集注》在解“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时对子夏所言提出了批评。朱熹注曰：“大德、小德，犹言大节、小节……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节虽或未尽合理，亦无害也。”并引述吴棫曰：“此章之言，不能无弊，学者详之。”显然，朱熹认为子夏所言意在轻视小节，并赞同吴棫对子夏所言之弊的批评。朱熹《论孟精义》解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收录了北宋理学家的各种解读，主要有：程颢“大德小德，如大节小节”，程颐“大德不逾闲，指君臣父子之大义。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广之”，“大德是大处，小德是小处，出入如可以取可以无取之类是也”，张载“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则小者不器矣。……盖大者器，则出入小者，莫非时中也”，谢良佐“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同。未至于圣，则其所谓川流，必有出入也。然学者贵知大体，大体正，则小节虽有出入，亦不离乎礼义之内矣。若不知大体，则虽择地而蹈，时然后言，亦君子所不取，而况出入乎”，范祖禹“大德其犹规矩准绳乎？动而成法，故不逾闲。小德其犹器乎？待法而成，故出入可也”，尹焞“不逾闲者，不逾矩故也。大德若小德则有出入矣”。

通过分析北宋理学家的各种解读，朱熹《论语或问》说：“程子、张子至矣，但张子之说，又相因而为文耳。谢氏以未至于圣为言，正与张子相反，若然，则出入乃其自恕而不能勉者，而非子夏之所可矣。范、尹之说，亦有此病。”显然，朱熹赞同二程以及张载将“大德”“小德”分别解为“大节”“小节”，同时又认为谢良佐以及范祖禹、尹焞的解读将子夏所言解读为对自己小德出入的宽恕，并非子夏所言意在轻视小节。

朱熹晚年就吴棫对子夏所言的批评作了更多的说明和发挥。据《朱子语类》“周谟己亥（1179）以后所闻”，问“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犹言‘大节、小节’。大节既定，小节有差，亦所不免。然吴氏谓此章不能无弊，学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为无害，则于大节必将有枉寻而直尺者矣！”在朱熹看来，吴棫批评子夏所言是反对学者以子夏所言而自我宽恕。

据《朱子语类》“黄㽦戊申（1188）所闻”，朱熹说：“大抵子夏之说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处。然既是有力不及处，不免有些小事放过者，已是不是，岂可谓之‘可也’！却是垂训于人，教人如此则甚不可耳。盖子夏为人不及，其质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无欲速，无见小利’之类。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夹细工夫。只这子（仔）细，便是他病处。”在这里，朱熹不仅认为子夏轻视小节“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处”，而且批评子夏在为人处事方面的缺点。朱熹对子夏多有批评，其《论语集注》就说过“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又引述吴棫所言“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朱熹之所以批评子夏所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如上所述，朱熹《论语或问》赞同程颐对子夏“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解读，其实也包含程颐所言“小德，如援溺之事”。朱熹晚年在讨论吴棫对子夏所言的批评时明确认为“嫂溺，是所当援也”，并非“小德”，不可有“出入”。据《朱子语类》“杨道夫己酉（1189）以后所闻”，朱熹说：“‘小德出入可也’，此自是‘可与权’之事。谓之出入，则似有不得已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是所当援也，更著‘可也’字不得，所以吴氏谓此章有弊。”又据《朱子语类》“徐寓庚戌（1190）以后所闻”，问：“伊川谓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广之。吴氏谓此章不能无弊，如何？”曰：“恁地推广，援溺事却是大处。‘嫂溺不援是豺狼’，这处是当做，更有甚么出入！随他们说，如汤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将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处，非圣人不能为，岂得谓之小德？乃是道之权也。子夏之意，只为大节既是了，小小处虽未尽善，亦不妨。然小处放过，只是力做不彻，不当道是‘可也’。”显然，在朱熹看来子夏之意在于轻视小节，而吴棫对子夏所言的批评则是反对学者将应当做的事看作“小德”。

朱熹对子夏“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批评，为其后学所发挥。朱熹后学赵顺孙撰《四书纂疏》，引述朱熹高足黄榦说：“子夏此语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逾闲者，上也。大德尽善而小德未纯者，犹其次也。若夫拘拘于小廉曲谨，而临大节则颠倒错乱者，无足观也矣。子夏之言，岂有激而云乎？此又学者不可不察。”黄榦追随朱熹，明确认为子夏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不完全否定“大德尽善而小德未纯者”，有汉唐儒者解子夏所言旨在不求全责备之意。

朱熹门人辅广说：“道理无空阙处，亦无间断时，无大小精粗，一有空阙间断，便是这里欠少了，更无填补处。是以君子之学，战战兢兢，无时不然，直至死而已，岂有大小久近之间邪？子夏笃实次于曾子，而有小节出入可也之论，则是未免有自恕之意，此所以不及曾子欤？”在辅广看来，道理“无大小精粗”，子夏所言有自我宽恕之意，故不及曾子。这样的解读，较为接近朱熹。

朱熹门人胡泳解子夏所言，与《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联系起来，曰：“《书》以细行对大德而言，细行即小德之类，故云犹大节、小节，盖以其所关有大小也。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大德之所在也。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与凡应对进退之文，小德之所在也。”“观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犹可也，若立心自处，但曰谨其大者而小者不致意焉，则并其大者失之矣。”胡泳以《尚书》“细行”解“小德”，强调不可轻视小德，实际上是批评子夏所言。但他同时又认为子夏所言可用于“观人”，不可用于“自处”。

朱熹后学饶鲁解子夏所言时也说：“此章用之观人则可，用之律己则不可。但观人不可责备，且只看他大节，大节既立，而小小节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琐屑议之。若律己之道，又与观人不同，虽一毫亦不可放过，微有背理，便成欠缺，如何听他出入得！”后来的陈栎说：“《书》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毕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无弊也。”

可见，朱熹对《论语》中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批评，在其后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尤其是以《尚书》之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予以论证，特别强调不可轻视小节。朱熹后学还将对他人与对自己区别开来，认为以子夏所言“观人”则可，掺和了汉唐儒者解读所包含的对他人不求全责备之意，但更为强调子夏所言用于“自处”可能产生轻视小节之弊。朱熹对子夏所言的批评及其后学的发挥，为明代《四书大全》所吸取，影响很大。

明末刘宗周为《论语》子夏“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辩护，他说：“大德如生死利害，关系纲常名教处。不逾闲者，守道之严，不逾尺寸也。人苟能效力于大者，则小者或出或入间，可弗论也。”“小德，只就大德中细细推勘出，如孝的大段是，即晨昏小节偶未善，亦无害其为孝，如申生之恭，可也。忠的大段是，即语默去就偶未善，亦无害其为忠，如屈原之忠而过，可也。”显然，与朱熹及其后学不同，刘宗周赞同子夏所言，明确提出对小德失误之宽容。后来的王夫之强调子夏所言指的是“观人者有不必求备之道焉”，说：“如其于纲常名敎之大，信之心而施之行者，皆天理民彝当然之则，无有逾也，则一介之取与，片语之从违，或入于闲之中，亦或出于闲之外，而言不足法，行不足则焉，则亦许之可矣。……如此看，此章语便无弊。”毛奇龄则明确反对朱熹对子夏所言的解读，说：“行大法者既不逾度，则规模细事或出而过张，或退入而近于弛，亦不碍大法。此以不合理责之，固为不伦。”如上所述，朱熹后学虽然认为子夏所言有弊病，但又认为用于“观人”则可。而刘宗周、王夫之以及毛奇龄为子夏所言辩护，也主要是就“观人”而言，强调子夏所言意在对他人不求全责备。

同时，明清之际仍有不少儒者坚持朱熹及其后学的看法，比如李颙《四书反身录》说：“论人与自处不同。观人当观其大节，大节苟可取，小差在所略。自处则大德固不可逾闲，小德亦岂可岀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细行不谨，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是自弃也。”既肯定子夏所言对他人不求全责备，又强调子夏所言对自处的危害。

至清中期，又有儒者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实为孔子所言。翟灏《四书考异》引述刘向《说苑》所载《韩诗外传》以及《晏子春秋》有关记述，指出：“据《外传》，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述其言而略其本事，致觉其言之不能无弊也。《荀子·王制篇》又引孔子曰：‘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与此意同。参观之，尤悉其言之本未有弊。”明确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是“孔子言而子夏述之”。同一时期的儒者钱坫《论语后录》也认为该句是“夫子之言子夏述之”。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孙星衍《孔子集语》和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录《韩诗外传》和刘向《说苑·尊贤》所载孔子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强调孔子所言的不拘小节之意。

当然，更多的儒者认为《论语》中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并无弊病。方观旭撰《〈论语〉大德小德解》说：“《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则不能不逾法，故曰出入可。’然则‘可’者，乃不责其备之辞。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优劣之谓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为证。但从古注，未见子夏之语必有弊也。”如前所述，强调子夏所言含有不求全责备之意的解读，始于汉魏，明末清初又兴，并直至清中晚期。

刘宝楠《论语正义》依据《韩诗外传》载孔子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说：“此相传夫子佚事，于义得证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观旭《偶记》亦同，非也。”认为《论语》中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并非指向对他人不求全责备，而应如《韩诗外传》含有不拘小节之意。

晚清宗朱学者朱次琦的门人简朝亮解《论语》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说：“此观人之道也，非言修己也，其曰‘可也’者，观人而宽论之辞，岂为修己者自恕乎？”明确认为子夏所言为“观人之道”的“宽论之辞”，而非“修己者自恕”，因而无弊；同时又引荀子云“孔子曰：‘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余矣’”，说：“言观人也。今子夏义同，其无弊欤。”并且不赞同《韩诗外传》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是孔子所言，而认为是“子夏述孔子之言”。

与此不同，康有为《论语注》则认为子夏所言意在不拘小节，说：“大德，事关国家身名，一败则终身瓦裂，故一毫不可苟假。若小德，则饮食起居之际，猎较犹可，申夭不妨，故云出入可也。”这样的解读，类似《韩诗外传》。

应当说，清儒对“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解读，除少数依然固守朱熹及其后学的解读外，大都继承汉唐儒者的解读，认同子夏所言；或认为子夏所言只是指向对他人不求全责备，或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

对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历代有不同解读，既有赞同者，也有批评者，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其一，西汉时期，《韩诗外传》以及刘向明确说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这种观点与《荀子·王制》载孔子曰“大节”“小节”认为君王不拘小节，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解认为诸侯不拘小节，相互印证，并为清中期的一些儒者特别是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赞同。

其二，魏以后儒者认同《论语》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较多的是指对他人不求全责备。对子夏所言的认同，一直持续到南宋朱熹。明末清初，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再度得到认同。

其三，与汉唐儒家不同，朱熹批评子夏所言，认为其意在轻视小节。朱熹的解读为其后学所发挥，尤为强调不可轻视小节，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明末清初。清代依然有儒者赞同朱熹及其后学的解读。

最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载孔子曰“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不仅确证了该句为孔子所言，传世本《论语》的记述有误；而且表明朱熹解《论语》该句时认为其有过度轻视小节之弊纯属误读。从楚简《孔子曰》可以看出，孔子曰“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是回答门人宰我问德，语言背景既不同于《韩诗外传》所载，也不同于《荀子·王制》载孔子曰“大节”“小节”，从而为解读《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新材料。

《晏子春秋》载“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为孔子时普遍认同的说法，而《荀子·王制》载孔子曰“大节”“小节”，《韩诗外传》和刘向《说苑》征引孔子所言“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受到一些清儒的重视。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实际上为以往这类说法提供了新证据。

无论从《荀子·王制》还是从《韩诗外传》对孔子所言的记述看，都只是表明孔子的不拘小节之意，不仅没有历代解读所强调的不求全责备之意，也没有后来朱熹认为的轻视小节之弊。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也证明了将“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解为不拘小节较解为不求全责备或朱熹解为轻视小节更为贴切。

朱熹及其后学为强调小节之重要而造成对小节过度谨慎，影响很大，不仅不合乎孔子之意，而且这种道德上的谨小慎微影响着后世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王家嘴楚简《孔子曰》或许有助于对此作出纠正。

当然，正如以上所言，朱熹之所以赞同吴棫对子夏的批评，既是反对学者以子夏所言而自我宽恕，又是反对学者将应当做的事看作“小德”而允许有出入，并由此轻视小节，造成大错，正如《尚书》所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应当说，这又是把“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解为不拘小节而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出现重要问题。这或许也是朱熹及其后学的解读所留下的教训：不拘小节并非轻视小节。

现代学者对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同样有依据刘向引《韩诗外传》明确认为该句为孔子所言。1925年出版的姚永朴《论语解注合编》说：“《集注》载吴氏说，以此言为有弊。然如诸家所说，何弊之有！且《晏子春秋》称：晏子对孔子曰：‘吾闻之，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则古有是语，子夏特述之耳。”杨树达《论语疏证》引述《韩诗外传》《晏子春秋》《春秋繁露》《荀子·王制》的有关记述，强调子夏所言实际上为孔子所言或孔子时普遍认同的说法，其意在于不拘小节。

当然，现代学者大都对不拘小节的观点持谨慎态度。民国时期流行的王缁尘《广解论语》说子夏“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做人，只要大德大道理，不逾越范围；至于小事体，日常的琐碎言动，就是在范围内外，偶然出入些，也可以的’。按此为拘小节而坏大防者发也。又书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出入’二字，只是出入于范围的内外，不能大远于范围”，既认为应当不拘小节，又认为不可走得太远。程树德《论语集释》对历代的各种解读作了阐述和比较，最终还是推崇李颙《四书反身录》讲对他人不求全责备，但更为强调对自己不可轻视小节。杨伯峻《论语译注》只是对子夏所言作出解读，未作任何评价，对子夏言所含不拘小节之意十分谨慎。后来，钱穆《论语新解》说：“或曰：论人与自处不同。论人当观其大节，大节苟可取，小差自可略。若自处则大节固不可以逾闲，小德亦岂可以出入乎？小德出入，终累大德。或曰：小德出入，如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是也。然则所以有出入，正以成其不逾闲之大德。”显然，钱穆既赞同以上所述李颙《四书反身录》的解读，又认为“小德出入”须以“大德不逾闲”为前提。

与此稍有不同，毛子水1975年出版的《论语今注今译》引《韩诗外传》，说：“《外传》以这两句为孔子的话，并且以‘士不中道相见’为小德。”特别强调“在小节上可以不必太拘泥”。而李泽厚《论语今读》虽然引述朱熹注和李颙《四书反身录》，但又说：“其实，社会性公德才算大德，宗教性私德纯属私人事务，可以有不同选择。因之个人信仰、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等均应属‘小节’。个人修养或不修养，均无不可，只要不违反公共法规即可。”明确赞同“小德出入可也”的说法，赞同不拘小节。

在传统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在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传统社会又是“熟人社会”，所以个人的道德修养虽然属于私德，但又与“大德”一样，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为社会所关注。如《韩诗外传》所载，“士不中道相见”在孔子看来是“小德”，而在子路看来“君子不行”，尤其是宋代朱熹一脉还特别强调《尚书》所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重视“小德”如同“大德”。在这种重视私德的传统社会中，孔子所言“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将“小德”与“大德”区别开来对待，强调不拘小节，不仅是对他人而且也是对自己，无疑具有道德宽容之意。然而在现代社会，道德从重视私德转向重视公德，按照李泽厚所说，“社会性公德才算大德”，而个人的道德修养应属“小节”。虽然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公德具有重要影响，但个人的道德修养属于私德，多以自律为主，不同于公德以他律为主。应当说，在这种重视公德的现代社会中，或许同样可以有“小德”与“大德”之分，同样可以不拘小节，需要道德宽容，反对道德绑架。因此，孔子所言“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对于当今舒缓道德压力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当然，不拘小节、道德宽容，又必须以时代的道德文明、法治规范为底线；“小德出入可也”须以“大德毋逾闲”为前提。

来源：《江淮论坛》2024年第4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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