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北京左顺门前血迹斑斑。134名文官因反对皇帝追封生父为皇帝，遭到锦衣卫廷杖，其中16人当场毙命。这场史称“大礼议”的血腥朝争，揭开了明朝文官集团与皇权博弈的冰山一角——当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失去制衡的君臣关系陷入了长达两百年的畸形对抗。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将相权收归皇权的决策引发连锁反应。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里，朱元璋需处理奏章1160件、裁决事项3391件，日均批阅文件超400份。这种高压统治催生了新的权力架构：内阁负责票拟建议，司礼监执掌批红用印，形成独特的“双轨制”。
文官集团很快发现，内阁学士虽位列五品，却能通过“票拟权”影响决策方向。正统七年（1442年），杨士奇开创“密揭言事”先例，绕过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政策建议。至成化年间，内阁已掌控官员任免、财政审批等核心权力，首辅地位堪比前朝宰相。
正德十六年（1521年），15岁的嘉靖帝入主紫禁城时，首辅杨廷和试图复制宋代“濮议”旧例，强迫新君改认孝宗为父。这套礼法陷阱背后，藏着文官集团重掌相权的野心——若皇帝需经朝臣认证法统，则皇权必须向文官系统让渡决策权。
嘉靖敏锐识破这套把戏。他援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条款，指出武宗遗诏写明“嗣皇帝位”而非“嗣皇子位”，法理上无需改变宗法身份。更致命的反击来自《礼记·曲礼》记载：“为人后者为之子”，但兴献王独子朱厚熜若过继孝宗，将导致生父绝嗣，直接践踏儒家伦理。这场持续三年的礼法战争，最终以文官集团失去人事任免权告终。
万历年间，文官集团创造出更系统的制衡手段。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组成“科道言官”，凭借风闻奏事特权形成舆论压力。万历十八年（1590年），首辅申时行统计发现：仅万历亲政前十年，言官弹劾内阁的奏疏就达1247份，日均0.34封。
这种制度性对抗在“国本之争”中达到顶峰。当万历欲废长立幼时，文官集团启动“连环疏”战术：礼部尚书于慎行率先反对遭罢免，继任者罗万化立即跟进辞官，短短五年间连续逼走11任礼部尚书。最终迫使皇帝妥协的，是文官们掌握的行政武器——吏部拒绝为郑贵妃家族封赏造册，户部卡住福王就藩经费，将皇帝的家事变成国家的僵局。
天启年间，文官集团发展出更隐蔽的权力网络。东林书院通过科举形成“师生-同榜-同乡”三重纽带，据《东林党人榜》统计，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至天启五年（1625年）的15科进士中，东林背景者占比达61%。这种关系网赋予文官集团信息垄断权：崇祯年间兵部塘报显示，前线将领奏折平均需经23天才能送达御前，而内阁成员当天即可获取抄本。
这种信息不对称在松锦大战中酿成惨剧：洪承畴的持久战方略被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篡改为“速战速决”，导致十三万明军遭围歼。战后调查发现，张若麒的急功近利源于其座师周延儒的政治承诺——只要促成决战，便可推举他入阁参政。
明朝文官集团的悖论在于：他们既是祖制缺陷的受害者，又是制度性腐败的缔造者。内阁首辅徐阶任职期间，其家族在苏州兼并土地24万亩，相当于该府耕地面积的18%。这种权力与财富的绑定，使得文官集团最终异化为既得利益堡垒。
当李自成攻破北京时，327名四品以上文官中仅21人殉国，却有279人曾在崇祯南迁议题上高呼“天子守国门”。这种集体人格分裂，实为二百年畸形权力博弈的必然恶果——在相权真空的体制下，文官集团既无法重建宋代“君臣共治”的理想模式，又不能回归汉代“外朝决策”的传统架构，最终与皇权共同坠入历史深渊。
呵呵
张居正没冯保支持，于谦没兴安支持，王阳明没张永支持，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没有这些太监们的支持，这几位名臣也很难成就大事业，就别说其他文官越过宦官，直接对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