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闵荣军

我家住在商洛地区的秦岭南麓，那里山大林深，交通闭塞，群众生活十分艰难。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以优异成绩就考上了商洛师专，成为了我们生产大队唯一的大学生。

我们家一共有兄弟姐妹七个，只有父母两人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年所分的粮食是我们生产队最少的一家。吃不饱，穿不暖在我们家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我母亲当年上过几年学，非常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尽管我们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看得非常的重。别人家的孩子早早就辍学在家帮大人干活，而我母亲坚决不准我们兄妹退学。

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住着一位姓安的大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因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年龄大的人都叫他安饲养。我们年龄小的平时喜欢称他为安叔。

安叔是河南逃荒过来的，没有媳妇也没孩子。据他说，他的老家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安叔特别喜欢孩子，手也巧，经常利用放牛的闲暇编一些鸟笼，抓些小鸟，小松鼠之类的小动物送给我们这些小孩子玩。因他是一个光棍，一个人独睡一个大炕。那时我们家里７口人只有一个大炕，因此我就经常就睡在安叔的家里。

安叔还有两手绝活，会用铁丝套野兔，也会用鱼杆去钓鱼。所以隔三差五的就会吃一上一顿免肉，或者喝上了一碗鱼汤。当然，每次他都不忘给我留一点。

我上了初中，经常饿的头晕眼花，安叔每天晚上都会给我留点吃的。有时他给我留一块小红薯，有时候他给我留半个黑面馒头，确实没有东西给我留的时候，就在烧炕的时候，给热灰里埋几个小土豆。看着我狼吞虎咽地连皮吃下土豆时，他总是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念书，等你将来成了国家人，吃上商品粮，就再也不会饿肚子了。”没想到我真的考上了师专，吃上了商品粮。

当时上师专，家里花不了多少钱，生活费，学费都由国家负担。记得我第一学期放寒假的时候，我不但没花家里一分钱，还拿回家了１２块钱。因为每月结余的伙食费，还有医疗费，助学金等我都没有舍得花，全部拿回了家。

在家里过了年，去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我去看安叔。发现他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像火炭一样。于是，我就去医疗站给他买了退烧药，走的时候，我把身上的钱全部放在了安叔的枕头旁。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我的口袋里竟然连一分钱也没有了。父母已经给了我车费，我也不好意思

再给他们要了，毕竟家里还有弟弟妹妹需要花钱。

从我们家到学校抄近道也就２００多里路。我是穷人家的孩子，经常去关中当麦客。２００多里路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远。因此我就打算走一天一夜步行到到学校。只要走到学校，吃穿住都不用再发愁了。因此我就收实好行李，从家里出发了。

当时我们那儿根本就不通班车，人们去县城，或者更远的地方，都要步行十多里，翻过我们村子对面的那座南山，到达卫东的７１厂子才有客车。那天，我走得特别早，２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了。借着微弱的月光，我很快就涉过了南河，来到南山下。

翻越南山的一条山路名叫十八盘，十分陡峭难行。就在我艰难爬行的时候，突然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子包裹得十分严实的小女孩。我急忙一把把小女孩抱在怀里。

是谁把小女孩放在这里？就是送人，那也应该放在大路边啊，怎么会放在这半山腰的小路边？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从小路上跑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她见我的怀里抱着孩子，就急忙接过孩子说：“这是我的孩子，谢谢你把她抱起来。”我不解的问道：“你的孩子怎么会放在路边呢？”

这位年轻的妇女这才说道：“我丈夫是部队军人，我带着孩子准备去部队探亲。因为背的东西太多，我又要抱孩子，所以遇到陡峭难行的路，我只好把孩子放在路边，把东西背上去后再下来抱孩子。”

听了年轻妇女的话，我便笑着说：“现在不用你再为难了，我是去商洛师专上学的学生，正好顺路，你抱着孩子，东西你就交给我吧。”

年轻妇女看了我一眼：“路难走，都是上坡路，你能行吗？”

我笑着说：“你是太小看我了，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比这难走的山路我还要担着１００多斤重的担子呢，这点山路算得了什么。”

来到年轻妇女放背包的地方，我背起放在地上的背包，果然非常沉，最少也在五六十斤。

我们一路边走边聊天。原来她叫寇淑琴，就住在十八盘下边的村子里。丈夫是入赘她们家的，已经在部队干了１０年，现在已经是副营长了。

说笑间，我们就到了卫东商店的门口，当时卫东也没有车站，所有班车都是在卫东商店的门口停靠。　

我把东西放在路边后继续向前走去，寇淑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问：“你说你是商洛师范的学生，你不在这儿等车，你这是要上哪里去？”我揉了揉发红的眼睛低声地说：“嫂子，你在这里等车吧，我要步行去学校？”寇淑琴睁大了眼睛看了我半天：“天啊，这么远的路，你要走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没钱坐车？”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我有钱，只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而已。”寇淑琴把孩子塞进我的怀里，掏出１０块钱塞到我的手中说：“我带着孩子，又拿着这么重的东西，一会上车肯定费力。你就帮我把东西送上车吧，这钱你拿上，一会帮我把票买了。”

我没办法，只好接过钱在路边等着。车来了，我给寇淑琴买了车票，并帮她把东西放好后，把剩余的钱递给她。她看了我好大一会后又把钱推了回来：“嫂子知道你没钱，这钱你就拿上，以后你要是挣了钱记得还给嫂子就行了。”车子马上就要开了，我被她强行推下了车。

望着远去的客车，我紧紧地攥着那剩余的７块３毛钱，我的眼睛润湿了。

不一会功夫，去商洛的那辆客车也到了，我终于不用再步行了，我买了一张票后便上了车。

那年的暑假，我从学校回来后就去十八盘下边的村子里去找寇淑琴。没想到寇淑琴没有在家，而她的妹妹寇玉婷到是在家。她听了我的叙述后，对我看了好大一会后竟然说：“我姐帮了你那么大的忙，那你能不能也帮帮我？”

我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她笑着说：“我姐从部队回来后就住了院。我既要去医院照顾我姐，还要在家里做庄稼。别人家的玉米都上了化肥，草也锄完了。我家的玉米不但没上化肥，连草都没锄呢。你就帮我锄两天地就行了。”

我也不好推辞，终归是受了她姐恩惠的人。因此，我就在她们家住了下来。

寇玉婷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浓密的秀披散在前胸和后背，就像一道黑色的瀑布一样飞流直下。她五官精致而秀气，脸蛋雪白而光滑。微微上翘的嘴巴总是带着一丝甜甜地笑意。特别吸引人的是她那淡淡的柳叶眉毛下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那黑玛瑙般的眼眸骨碌碌的不停的转动，好像里面藏着无穷无尽的故事。

寇玉婷上化肥，我用锄盖土，我们说说笑笑，配合相当默契，一个早晨就把一大块地锄完了。中午时完玉婷说天太热，让我在家休息，她去了医院照看姐姐。

我睡在寇玉婷的床上，闻着那散发出少女体香味道，如痴如醉，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当我睁开眼睛时，却见寇玉婷就坐在我的身边，她用两只手撑着下巴，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的脸看。当发现我睁开了眼睛时，她羞得满脸通红，好像每一个细胞都要渗出血珠子。她急忙转身想尽快离开，我大着胆子一把攥住了她的手。她没有话说，只是不停地想把自己的手抽回去，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唇边轻轻的吻着。寇玉婷终于安静下来，他把脸扭到了一边，任凭我不停地抚摸亲吻她的手。

过了好大一会，她才轻轻地说：“我把饭做好了，快起来吃饭，下午还要干活呢。”

我在寇玉婷家里待了三天，第四天寇淑琴回来了。我忙迎上去问：“你病好了？”

寇玉琴笑了笑：“我有什么病？我只是为了给你们创造机会，听玉婷说你们已经好上了，我这才从亲戚家赶回了。”

我知道上了这姐妹两的当，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再看寇玉婷也和我一样。她红着脸接过姐姐怀里的孩子进了里屋。

以后的日子，我便隔三差五的来她们家，说是帮忙干活，其实还是想多看寇玉婷一眼。

我师专毕业后分到了当地中学，第二年，我便与寇玉婷结了婚。

１９８５年，安叔给别人帮忙时摔了一跤，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医院后，我不得不把安叔接回了家。

我让寇玉婷照顾安叔的起居和饮食。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安叔还是悄悄地走了。

临去世的那一天晚上，安叔拉着我的手说“我没有白疼你一场，你比我儿子还亲，遇到你们两口子，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安叔下葬的那天，我给他老人家摔了纸盆。

在上海，广州等地方打工的人听说安叔走了，他们都不远万里赶回来为老人送葬。

村上还有好多受过安叔恩惠的年轻人都自觉地为他老人家披麻戴孝扶灵抬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