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在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陈永贵被送到北京医院，接受治疗。

对于这次进医院治疗，陈永贵的心里是有些不太愿意的。尤其是在得知自己被确诊为肺癌后，陈永贵便不再吃药。他觉得那是在浪费国家的钱，反正治不好了，干脆就不用吃药了。

那时候，为了劝说陈永贵接受治疗，医生鼓励他说能治好，还是要好好吃药。

然而，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他摇着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陈永贵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他对周恩来总理非常尊重，知道自己患了和周恩来总理一样的病后，心里一下子就想起了已经去世9年的周恩来总理。

后来，陈永贵的病情越来越重，他觉得应该留一份遗嘱了，便找来纸笔，亲手写了一份遗嘱。

在遗嘱中，陈永贵提出将他20多年积攒下来的8000元存款，作为党费全部交给国家。

然而，在看到陈永贵的遗嘱时，夫人宋玉林和全家人都表示反对。为了取得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陈永贵解释说：“我一辈子靠毛主席成长起来的，我这钱都要交了党费，总共咱们攒的也没多钱。”

对于陈永贵的话，大家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家里人也需要生活，没有钱是不行的。

于是，夫人宋玉林便劝他说：“我也是个共产党员，你交党费我也同意，可你都交了党费了，小儿子再有几个月就上大学了。上学以后要交学费，还要买点书本，将来还要结婚，你不留一部分，一个钱没给我留下，我咋办？”

的确，在退休后，陈永贵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对钱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这也是现实。

想到这些，陈永贵这才松了口，认真地说：“那就留下3000元钱，不能再多了！”

说完后，陈永贵拿起笔，将8000元党费改成了5000元，留下3000元钱给家里，让他们用于日常生活。

得知陈永贵病重后，华国锋前来看望，对陈永贵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块钱是不行的！”

对于华国锋的说法，陈永贵也深有体会，便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

1981年，在陈永贵的坚持下，最终搬出了在北京交道口的院子，住进了木樨地22号楼一套12层楼的三居室里。

此后，陈永贵便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国家给了陈永贵正部级的待遇。因此，陈永贵每个月有50元保姆费，加上其他的一些收入，大约有200元左右，比一般人的生活过得要宽裕许多。

那时候，陈永贵经常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通过买菜，陈永贵对人民的生活更加了解了。

在看到陈永贵来买菜的时候，大家就围着他，说：“永贵大叔来了？您第一个，您不用排队！”

见大家如此热情，陈永贵也和大家打招呼，没有一点儿退休老干部的架子。陈永贵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老干部，而是和大家一样。

有时候，陈永贵从外面晨练回来，看到楼道里有灰尘时，便主动拿起笤帚，义务给大家扫楼梯，一直从住的12层扫下去。

1983年春，喜欢农业的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考虑到他的年纪大了，组织上便让他每周只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一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 陈永贵的随和朴实，也受到了东郊农场职工们的欢迎和尊敬。

因此，陈永贵虽然退出了国家的领导岗位，但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大家也都很喜欢他。

1984年，有人想要了解陈永贵，便和他约好，去他工作的东郊农场访问参观。

在陈永贵一行来到东郊农场的时候，汽车刚刚停稳，车门还没有打开，人们便迎了上来，主动向陈永贵问好。

对陈永贵的称呼，大家也都按照和陈永贵年龄的差距，分别叫他做“陈大哥”、“永贵大叔”！

这些，都让和陈永贵一起来人感到亲切。因为，他对陈永贵的称呼是“陈老”。他听到有的人问陈永贵的身体可好？还有人问陈永贵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陈永贵“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

看到陈永贵笑着和大家逐一问好作答，那人的心里确认了一件事情：陈永贵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原本，那人准备和陈永贵聊一聊“包产到户”的事情。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农村政策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1978年下半年，安徽、四川农村尝试包干到户、到组的生产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农民的改革壮举 [3]，肯定了一些地方大包干的做法。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认为包产到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到1983年，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了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

然而，想到陈永贵的情况，他担心这件事是陈永贵心里的一个痛点，不愿意让陈永贵不高兴，就把这件事情压在了心里。

想不到的是，在散步的时候，陈永贵却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情，问：“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

对于陈永贵提到的这些事情，那人也不知道如何作答。

见那人没有说话，陈永贵自问自答着说：“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

接着，陈永贵又说：“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

说到这里，陈永贵抬起头，看了一下远处，继续说：“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了陈永贵的话，那人的心里感到一下子透亮了起来。

原来，这就是陈永贵啊！看来，人们对他是有偏见的。也对，子非鱼嘛！又怎么能知道鱼是怎么想的呢？

1985年，陈永贵病重。

那时候，陈永贵也没有为自己悲伤，他依然思念着大寨，惦记着家乡的人民群众，惦记着虎头山上的一草一木。

有一次，在见到前来看望他的大寨的村支书时，陈永贵流着泪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块钱够不够？”

听了陈永贵的话，儿子打断了他的话，说：“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于是，陈永贵低下头，有些失落地说：“唉，我又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事实上，在陈永贵的心里，他无论走到哪里，大寨都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他看来，大寨是他的起点，当然也应该成为他的终点。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不久后，按照陈永贵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大寨的虎头山上。

听到陈永贵已经去世的消息时，当时跟随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参观访问的那位同志感觉到心上涌起一阵悲凉！

在他的印象中，陈永贵在一年多前，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

想到这些，那位同志对没有再去看看陈永贵，感到更加后悔了。

本文信息来源于《 人民文摘 》（2009年第11期）《变成平民百姓后的陈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