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年底，眼见阻止蒋介石复出无望，野心勃勃、不甘势弱的桂系白崇禧特意亮了一次硬手腕。

赖世璜当时是第14军军长，龙潭战役时因不服从调遣被白崇禧下令逮捕。因为赖世璜是李烈钧的旧部，桂系老大李宗仁曾密询李烈钧如何处置？李烈钧说，赖颇有资质，可以金贷其一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亲信暗中也找到了赖世璜，要他拥蒋，并且保证蒋复职后一定重用他，官复原职不在话下。赖听到此言，大喜过望，满心应允，不料隔墙有耳，这一切都叫白崇禧的人探知了。

既然不能为己所用，索性不如拿来还敌手以颜色。

就这么，随着一声枪响，赖世璜被白崇禧下令枪决，成了桂系李白与蒋介石博弈的一枚可悲棋子。

蒋介石闻讯，城府极深，他没有立即针对桂系李白，相反用起了抚慰手段。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发出通电，宣布他已于1月4日抵京，将继续行使总司令职务，并负责筹备第四次全体会议，待北伐完成，即当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

蒋介石发出这一通假客气、真夺权的通电后，第二天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白崇禧仍任淞沪卫戍司令，出征期间由熊式辉暂代。

熊式辉原来是白崇禧自兼的第13军第2师师长，当白崇禧解决赖世黄的第14军时，熊式辉曾向白崇禧毛遂自荐，意欲晋升军长。但是，白崇禧阴许之后却食言了，熊式辉为此心生怨恨，暗中转投了老蒋。加之，他和上海市市长张定璠是江西老乡，平日相处还算和谐，因此，老蒋将他摆在了暂代白崇禧的位置上。

高明的政治手段从来都是一层裹着另一层，蒋介石在此时任用熊式辉，即有这样的效果，面上有安抚白崇禧的意味，实际上安抚的底下，还有更微妙的制衡意味。

作为桂系“小诸葛”、当家参谋，当时的白崇禧战略意图非常鲜明，乱世诸雄相争，归根结底是势争。没有过硬的势力，一切都是白搭，而要具有过硬的势力，则必须抓住机会，强势扩展桂系版图。有了优势版图，桂系就有了进一步大发展的根基和更加重要的势能。

站在当时诸雄相争的现实格局下，白崇禧认定，进击湖南，即是桂系下一步的不二战略。

带着这样的战略意图，蒋介石这边刚发布任命，那边白崇禧旋即辞去淞沪卫戍司令兼职，离沪再赴武汉，部署征湘军事。

白崇禧抵达武汉后，第四路总指挥程潜已经制定了一套向湖南进兵的作战计划：一、白崇禧率第三路军沿长江两岸前进，集中新提，准备进攻临湘、岳阳一线；二、程潜率第四路军沿武长路两侧前进，集中蒲圻，由羊楼司、通城截断长岳，进攻长沙。

白崇禧看了程潜的方案，立刻皱起了眉头。

他摆出一向好胜的架势，非常强势地程潜说：“颂公，第三路军应是进军湖南的主力，而今把它置于长江两岸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恐怕不妥。”

程潜无力相争，只好虚怀若谷地问：“那应当怎样调整呢？”

白崇禧断然说道：“我以为第三路军应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负责进攻金井、长沙。”

此番调整征湘军事部署，白崇禧的意图非常明显，湖南乃桂系囊中之物，他人断不能喧宾夺主，想入非非。

1928年1月15日，按照白崇禧调整后的军事部署，程潜指挥第四路军由武长路正面攻击前进，陈绍宽指挥的海军担任掩护；白崇禧指挥的第7军夏威部和第19军胡宗铎部则由通城直指平江，压迫敌人于汨罗江畔，欲一举而歼灭之。

1月17日，敌军李品仙部放弃城陵矶、岳州，向汨罗江溃退。次日，程潜进驻岳州，白崇禧到达通城，准备与唐生智在汨罗江决战，一举攻占长沙。

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祸起肘腋。

1月20日凌晨，右翼第四路军叶开鑫的第44军突然临阵倒戈，由黄沙街向左翼程潜总指挥的基本部队第6军发起猛烈进攻。第6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被冲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叶开鑫此举是奉了蒋介石的密令，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桂系在两湖的坐大之势。

叶开鑫临阵倒戈后，唐生智麾下廖磊、刘兴两军趁机反攻，渡过汨罗江，并同叶开鑫的第44军夹击程潜的第6军。程潜看到当前局势异常严峻，随即退回武昌，并急电白崇禧，说第6军损失惨重，建议第三路军也退守蒲圻、通城，以图后举。

白崇禧接到程潜建议后撤的电报，态度坚决地回告程潜：“目前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渡江进行追击，尽管孤军深入，只要斗志坚强，获胜机会甚大。如果向后撤退，则将严重损害士气，可能造成全面溃败的局面。”

决心只进不退的电报发出，白崇禧指挥第7、第19两军随即强渡汨罗江，一举击败了敌军李品仙的守江部队。

李品仙部大败而逃后，第7军夏威部接到白崇禧军令，率部追到李品仙的指挥部金井，形成对长沙的直逼之势。在此情况下，已在武长路方向渡过汨罗江北岸的刘兴、廖磊两部敌军，看到李品仙已败，害怕退路被切断，最终自折兵峰，仓皇后退，白崇禧一鼓作气，趁势攻下长沙。

战后，白崇禧说：“这一仗所以险胜，主要是主帅能下决心与三军将士用命！”

英雄所见略同。

桂永清当年驻德使馆武官时，曾拜访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请教为将之道。

鲁登道夫沉思之后断然说道：“决心！”

桂永清再问，鲁登道夫又重申一遍：“最重要的还是决心。”

白崇禧此次进击湖南，锁定胜局的最关键一战，便是大将军阵前决心的胜利。

唐生智被击败后，通常情况下，胜方接下来无非采取两种动作，一是穷追消灭，二是等败者主动求和。然而，白崇禧接下来却是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不以战胜者自居，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派代表找到溃逃中的李品仙，对他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坐下来谈谈，团结对敌吧。”

这是白崇禧的格局，也是白崇禧的自信。

在他看来，唐生智所部五位军长，李品仙、叶琪、廖磊三人都是广西人，同自己又是陆小、保定军校的同学，互相本无利害冲突，且又有同乡同学之谊，他们之所以举起枪杆同自己作战，不过是遵照老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行事。

强者未受挫时，常有一种乐观与自信，只要你有实力和人格魅力，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将很容易被征服。

这种观念谈不上错，但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嫌。

这一点在白崇禧身上体现的甚为明显，因为他的大格局，主动向败军之将伸出橄榄枝，此后未经多少周折，他便很顺利地收编了唐生智各部，瞬间让桂系的力量扩大了许多，可是在意得志满之时，他在无形之中又犯了一个只有受挫才能深刻体会的错误，来之容易的东西，不经苦心经营，特别考验，往往是最不可靠的。（这是后话，本文暂且不表。）

1928年2月，蒋介石经过精心谋划，卷土重来，正式重新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并且宣布继续北伐，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

蒋介石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曾经配合白崇禧逼宫的何应钦。

宣布继续北伐后，蒋介石轻车简从悄然来到徐州。此行他有一个特别之处，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没有随行，被他留在了斗鸡闸的公馆里。

到了徐州，2月13日，蒋介石特召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仲公前来，然后出示他当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已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同意，取消第一路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自兼总司令，下设三纵队指挥，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任之。”

在这道公开的电报底下，蒋介石还压着一封给何应钦的私信。

蒋介石要李仲公代为转交这封私信时说：“这封信要你当面交给何敬之，你对他说，现在调他当总司令部参谋长，他非要就任不可。我要给他一点教训，证明我蒋某人不是好欺侮的。去年八月，如果他敢于同白健生（白崇禧）讲几句话，我又何至于被迫下野！”

蒋介石这一手，颇有刘邦入壁夺韩信兵符的“底蕴”，何应钦虽然羞愤，却毫无办法。

收拾完何应钦，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便成了蒋介石严重关切的问题。

2月2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他自己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规定四月开始动员；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对张作霖统率的“安国军”分攻合击。

蒋介石在发布这一重大命令时，特意将两湖地区桂系李白的军事力量晾晒在了一旁，很明显，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压制。

但是，这时候，桂系李白的势胜优势，却是谁也忽略不了的。

背靠两广，占据两湖，此时的桂系就像一支指向中原腹地的利箭，蒋介石胆敢冷藏，桂系从背后突施冷箭的凶险，恐怕是他难以承受的；再者说，蒋冯阎联手北伐，桂系犹如总预备队，蒋介石想闲置，现实战况也不允许。

纵观民国历史，桂系沉浮，此时应该算是桂系在战略上最舒服也最高光的时刻。

蒋介石迫于无奈，又心有不甘，起先他玩了一个阴谋，想以老牌政客谭延闿出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制约桂系李白。但是，此时的桂系李白根本不买蒋介石的帐，尤其是白崇禧，其势甚为咄咄逼人，最终蒋介石只好妥协，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回顾三年前北伐誓师，从两广出发的共有七个军，到了1928年，在此七个军中，只有蒋介石的子弟兵第一军和李白的第七军发展成为集团军。

为什么后者有此幸运？

桂系内部公认，白崇禧所起的作用最大，尤其是挥军杀入湖南，成功收编唐生智旧部，此举是至关重要的势胜，是促使李白与蒋冯阎平起平坐的一条真理。

颇具意味的是，蒋介石在给予桂系第四集团军番号的同时，却没有明示第四集团军的作战区域及其任务。

这看似又像是另一种微妙的打压。

但是，白崇禧却莞尔一笑，认为这是待机而动的绝佳机会。

4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下达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在津浦、京汉、正太线等处对张作霖的安国军发起攻击。

与蒋介石第一集团军作战的是张宗昌的鲁军，因鲁军实力较弱，第一集团军进展迅速。12日，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夏镇、台儿庄，张宗昌下令鲁军总撤退。孙传芳不知鲁军已溃退，仍按照原定计划从鲁西侧击第一集团军，一举攻克鱼台、丰县，幸亏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率骑兵席掖池部，冲击孙传芳后尾，孙传芳这才于慌乱中后撤。

4月22日，蒋冯两支大军在泰安会师，而后蒋介石与冯玉祥会晤于陇海线上的野鸡岗，决定进占济南。

5月1日，第一集团军刘峙、陈调元、顾祝同率部进入济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为阻止国民党北伐，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有意退回南京，与奉张划江而治，但此意为谭延闿坚决反对。经过磋商，蒋介石虽赞同继续北伐，但为避日本锋芒，他决定将指挥权交给冯玉祥，自己退到徐州去。

5月18日，蒋介石到徐州会晤冯玉祥，告知绕道北伐的决定，并将前线指挥权双手奉送冯玉祥。

鉴于京汉路正面为奉军主力所在，冯玉祥感到压力颇大，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应请第四集团军同第二集团军并肩作战，联手进击。

蒋介石迫于现实，只得答应，而后从郑州打电报给李宗仁：“请白健生兄即日到郑州一晤。”

白崇禧等的就是这样的契机。

接到蒋介石电报，他立即从汉口出发，赶赴郑州，先行拜会了冯玉祥。

20日中午，蒋介石约白崇禧吃午饭，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等人。席间，白崇禧表示，第四集团军各部整装待发，不日即可开拔。

蒋介石听懂了白崇禧此话的内涵，立即表示：“第四集团军北上部队的军费，由子文负责拨付。”

意图达成，拿到军费之后，白崇禧随即与蒋介石、冯玉祥达成共识：第四集团军负责京汉线正面，攻保定；第三集团军负责京汉线以西，攻保定侧背；第二集团军负责京汉线以东，攻高阳。

纵观桂系出兵的这一过程，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味，蒋介石虽然开局占据头排位置，怎奈时局诡异，桂系静待身后，待势而动，毫无费力，便取得了后来居上的优势。

如果说1928年的这四方构成一桌牌局的话，蒋冯阎跃跃欲试，一时间好生热闹，唯有桂系被冷落在一旁，看似落寞。其实，真正高明的是桂系，因为李白最为清楚，蒋冯阎三方越是想胡同一手大牌，最后越是桂系捡得大便宜。

白崇禧于正式北上督师以前，令叶琪第12军于5月29日以前集中石家庄，廖磊第36军于5月31日以前集中正定。当时，冯玉祥不欲在会战前疲劳部队，下令撤回了博野及安国的第二集团军部队。奉军看到有机可乘，立即分由康关、任丘袭径定县，企图切断京汉铁路，歼灭第三集团军。

形势危急之下，白崇禧急令叶琪率部至径定县、新乐增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这才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危机解除之后，白崇禧到石家庄会晤阎锡山。

阎锡山见面，紧握白崇禧的手，第一句话就是：“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如果西北军不从正定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

阎锡山此言，责备冯玉祥的意思甚重，同时表达了对桂系的感激之情。

这便是桂系捡得便宜的一个写照，蒋冯阎互相拉扯，无形之中桂系就成了香饽饽。

白崇禧在石家庄会晤阎锡山的时候，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门炳岳师，在正定下车集中后，恰巧奉军的骑兵迂回到正定后方来，因此门师刚下车便与奉军发生了激战。

此战的枪炮声，再次助了桂系一臂之力。

奉军侦察机发现，从武汉北上的桂系援军有百余列车。张作霖得报，颇受冲击，随后便决定前线总退却。

如此一来，京城便成了北伐军囊中之物。

由谁来取这囊中之物呢？

按道理，理应是攻奉主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但是，阎锡山不同意，且有示好白崇禧以自重的意图，如此一来，桂系白崇禧便成了几方博弈之后，入主京城事实上的第一人。

6月11日，阎锡山携白崇禧一同入京，阎锡山在铁狮子胡同设立卫戍总司令部，白崇禧则在香厂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

当时的白崇禧，年仅35岁，便成了华南领兵进京的第一人。

当着众多记者的面，白崇禧非常自傲地说：“自古以来，凡是统一中国都是由北而南，从未有由南而北以完成此一神圣大业的。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进至天津，至于北京实以这一回为首次。”

那感觉，仿佛桂系已得天下，白氏已成历史第一人。

对此，《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

可是，盛誉之下，白崇禧已犯了功高震主的大忌。

他当时的不自知，便为他不久深陷险境埋下了伏笔。

历史第一人，了不起，但也从来都是凶险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