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朝鲜战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联合军队逐渐溃不成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上级将领派出了语言人才们前往战场进行劝降工作。
战俘营中的联合国军
得知此事，刘禄曾赶紧报名，只要是能为前线战士们减少负担，再艰难她都愿意。
于是在部队的安排下，刘禄曾等人来到前线，开始了劝降广播工作。
那段时间刘禄曾每天都在战争结束以后向联合军队进行广播，广播的内容有很多，但主要是对敌人喊话一些劝降话术。
“We want peace! We hate war!”
这是刘禄曾喊话最多的一句。最开始对于我军传来的这个声音，敌军非常恼怒，他们会进行反击，对着声音来源开火。
刘禄曾等人的处境危险重重，不过好在她们没有被这样的情形吓到，敌人的炮火袭来以后，她们就换个地方继续劝降。
她们的劝降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心理战术，战场上要想凭借此战术取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了让她的喊话能对敌军产生作用，她专门对此做了研究。
起初她的喊话是宣扬我国国威，以此来让敌军产生害怕心理，从而投降。
可之后她发现这样的喊话完全不起一点作用，甚至还会激起对方更加猛烈的反抗。于是开始改变思路，念了一封在美军士兵身上找到家书，结果还真的有了作用。
在那之后她顺着这个方向，继续着劝降，也研究出了一套适用于联合军队的劝降话术。
除了喊话她还会唱歌、放音乐给美军士兵听，歌曲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民间小调，对美国人来说也算是家的味道。
刘禄曾觉得这些人也不全都是十足的恶人，“家”或许会触动他们。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听到《欢乐颂》《铃儿响叮当》等歌曲时，美军士兵们的心理防线逐渐被击破，不少人真的产生了动摇的心里。
如此催化之下，那些原本意志就薄弱的士兵们更是坐立不安，反对战争的情绪也更加浓烈，刘禄曾想要的效果终于达到。
后来，那时的美军在战场上形势不明朗，已经有了节节败退的趋势。联合军队的战况越来越差，双方开始了谈判。
两方指挥官停手，前方战场自然也逐渐停了下来。战场没有了从前的激烈，许多战役都是打打停停，大家似乎都在等着战役结束的到来。
虽是如此，但总有一部分联合军队战士们不清楚前方谈判的具体情况，于是刘禄曾就趁着这个机会，向他们播报谈判情况。
刘禄曾会将前方的情况谈判的情况通过广播传达，以此瓦解他们的士气，攻破他们的心里防线。
在那之后，刘禄曾的广播越来越近，次数也越来越多，在双方距离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刘禄曾直接拿着喇叭对美军进行喊话。
可即便这样，美军也没有像从前一样炮火打击，只要广播一出来，美军就会默契停战，静静地聆听着来自对岸的声音。
在那段时间，刘禄曾悦耳的声音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慰藉，也是他们能寄托思乡情绪的唯一途径。
多年以后，当年参加战役的美军这样形容刘禄曾：她的声音就像夜莺的声音一样动听。
刘禄曾的声音在那段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场上的夜莺之声向双方传递出了和平的信念，原本一身戾气的士兵们也放下战斗的执念。
1953年7月27日，《朝鲜军事停战协议》正式签订，前线的战士得知消息以后欢呼雀跃，这一天，他们真的等了太久。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刘禄曾随着部队回到了国内，过上了平凡的生活。生活趋于平凡，可过去的英雄事迹不会。
后世在了解到刘禄曾的贡献前往她家，进行采访。在那次的采访，刘禄曾讲述了她与“战俘”朋友的故事。
她告诉记者1979年的那次谈话中，伯纳特有一句话让她印象极其深刻：“我们终于能以朋友的身份相见了。”
这个愿望或许是他多年以来的心愿，因为社会环境的原因，他或许早已将这个愿望埋藏，但幸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望终于实现了。
《朝鲜停战协议》签订
故事讲述完毕，她的情绪依然激动，刘禄曾手舞足蹈地告诉记者：
“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当年在朝鲜战场被我审讯过的美军战俘詹姆斯·柏特纳，２０多年后，在美国纽约我们又邂逅重逢，并结成为好朋友。这个戏剧性的情节，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次的经历对于刘禄曾和詹姆斯·伯特纳来说都是不可置信的，老友多年后的再次重逢，因之前的经历在二人的心中早已被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
最后刘禄曾感慨：
“我与詹姆斯不打不相识的友谊，说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容博大与人道主义的俘虏政策的威力；标志着人类正走向了解，走向相互尊重；证明了只要高举和平与友谊的大旗，就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变敌人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