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墨林
“庚子”‘之乱距今已82年了。那一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我就是出生在那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过了百天之后，便随家逃出北京城，开始了流放生活。
我的父亲是“庚子”乱后被列为祸首之一的端王载漪。他被削职为民，发配新疆充军，永不准返朝。但是，他一天也没去过新疆。为什么呢?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
这里先从我的家世谈起。我的祖父惇亲王奕誴，死后谥号“勤”，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祖父有八个儿子，五个有爵位。我父亲是祖父的第二子，光绪十九年，授为御前大臣。光绪二十年，晋封为端郡王，二十六年命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八国联军逼进北京时，他在跟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的途中，还当过几天军机大臣。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我父亲在西太后当权的一段时期，是很得势的。
我父亲的原配福晋（即夫人）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是姊妹，是承恩公桂祥的女儿，即慈禧太后的侄女。她和隆裕皇后一样也是太后指婚。我的这位奶奶（满族称母亲为奶奶)，生我大哥溥僎后就死去了。慈禧太后又出面作主，将阿拉善旗罗王的妹妹给端王载漪续福晋。这一决定，当时引起过宗人府的异议，然而西太后却不管什么“祖训”，断然地说：“满蒙一家，罗王府不但这辈与端王府结亲，而且今后辈辈结亲。”她的这句话，后来便成了我家三辈与罗王府联姻的根由。由此也可以看出清皇族是如何忠于这位“老祖宗”的。罗王的全名，我现在记不清了，他是我的舅父。北京有罗王府。我记得他曾被封为蒙古亲王。他很会“孝敬”西太后，并把自己的妹妹送到太后身边，名曰“伺候”，实际是讨好取悦。这位王府“格格”（满语对贵族小姐的称谓），很讨西太后的喜欢，因此端王福晋逝世后，太后便作主将她做为端王载漪的继福晋。我的这位奶奶生了我二哥溥儁。
我们兄妹共五人，均为异母所生。大哥溥僎于光绪二十年封为一等镇国将军，公爵。一十六年弃官随家逃出。我的大姐及三妹均夭逝。
慈禧在废立问题上，费尽了心机，也大伤过脑筋，她曾经讲过“小的听话”。就是说，小皇帝不懂事，可以由她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她能将自己的独生子同治皇帝载淳置于死地，何况光绪皇帝呢!光绪载悉，是我七祖父醇贤亲王奕奕寰的第二个儿子，光绪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他的皇后又是慈禧的侄女。从这些姻亲关系，也可以看出一定的问题。
同治死后无嗣，按理说，应该给同治立一个溥字辈的来继承皇位，但慈禧偏不这样做，她却给咸丰皇帝过继了一个儿子（载湉）来做皇帝，这样就能由她来摆布。载湉当皇帝时才四岁。后来，光绪的年龄逐渐大了，不大听话了，这对慈禧很不利。按道理，这时她应该结束垂帘听政，归政于光绪。但她并没这样做，她对权力一点也不放松；表面上也让一些权给光绪，实际却处处干涉，事事过问，一切还是她说了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接着就演出了一场“废立”的悲剧来。
在我跟随父亲流放的20多年中，每谈及此事，他总是说谁应该当皇帝，谁不应当皇帝之类的话。曾记得他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我二哥生下来过百天的时候，府内摆宴庆贺。宴罢，我祖父惇亲王要看看新添的这个孙子，待下边人抱去他一看，便说：“唉!我的皇帝没当上，你又跑来当呢!”今天看来，可以把这句话当笑话看待，但在当时情况下，这并不是平常的一句笑话，从中可以看出皇室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内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西太后决定选我二哥溥儁进宫，要为穆宗(同治)立后，号称“大阿哥”（满语，即皇太子之意）。我父亲当然愿意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这也是他忠于太后，谋划多年的目的。“戊戌政变”后，光绪一直被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中，这正是趁机定夺废立的关键时刻，为此父亲奔波于宫廷内外。但这件事很不顺利。原来打算要在第二年的元旦举行庆贺礼，不料遭到洋人的反对；朝廷的王公大臣反对倒还好办，洋人反对，使他们最感头疼。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义和团又迅速发展起来。清廷既惹不起洋人，又对义和团镇压不下去，真是内外交困。以后，西太后认为：“洋鬼子干涉家务事”，端王也急于儿子继承皇位，自己当“太上皇”，于是就利用义和团来打洋人。我曾经听父亲说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他亲自下令，让拳民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端王府当时热闹非常，拳民出出进进，畅通无阻，结果引起了八国联军入侵的一场大灾难!他们口口声声说光绪皇帝得了“疯病”，其实真正发疯的是他们自己。
“庚子”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间，联军逼近京都，西太后在仓皇中，带着光绪帝及亲信王公大臣逃到西安。听父亲说，在逃跑途中，那种狼狈像无法形容。可以想象到，那么一大群吸血鬼奔出北京城，沿途的老百姓怎么能支应得起!是年十二月，端王在西太后的庇护下，得免死罪，只是剥夺了爵位，发配新疆充军了事。
实际我们一家并没去新疆，这是西太后暗地里允许的，不然，那是要犯抗旨之罪的。在这当中，我的那位舅父罗王，上下周旋，出力不小。全家投奔阿拉善旗后，罗王为我们安排了住所，从此开始了“流放”生涯。
这次大乱之后，我二哥溥儁的“大阿哥”名号被废，只给他以公衔俸，认祖归宗，同他的生母住在北京。我的伯父载濂，被剥夺了爵位（贝勒，加郡王衔），由我的四叔父载瀛袭贝勒爵位。我的三叔载润，也被剥夺了公爵位，发配新疆充军（他的一家确实去新疆了）。我的五叔载津（公爵）没受到大的牵累。
在阿拉善旗期间，罗王待我全家不错，每年他进京进贡回来时，还能给我家带来太后的“赏赐”。八年以后(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两天内，光绪、慈禧相继死去。得到慈禧去世的消息后，对我父亲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震动。当时我已经八岁，记得全家穿素服，吃素饭，表示哀悼，父亲哭得很厉害。后来，舅父罗王也去世了，父亲的靠山全完了，我家在阿拉善旗住不下去了，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全家又向新疆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我们在赴新疆的途中，听到了民国成立的消息。这时我们已出了甘肃的嘉裕关，便又折回来，住在河西走廊的甘州（即今张掖），一住10年。在张掖的时候，根据民国政府颁布的“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大哥溥僎向当地政府交涉，每月领到白银98.4两。这种待遇，一直到我父亲死后才结束。
在张掖的第八年，不幸的事又降到我家。那年流传瘟疫，我大哥把家里人的病都治疗好了，最后他和我大嫂却相继去世。一年家里死去两口人，这对我父亲打击太大。他终日闷闷不乐，有时不进饮食，有时以喝酒伴随着眼泪。大哥死后，家里的事，里里外外由我管理。民国9年(1920年)，我们决定回北京。
那年冬天，我家正准备起程，发生了海原大地震。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父亲的屋里谈话，忽然间，天摇地动，狂风大作，一夜没有安睡。几天后，全家便动身了。到了兰州，听说公路被地震破坏，无法通行，甘肃督军张广建劝我们暂住兰州，待路修好后，开春再走。但是，全家人归心似箭，没等路修好，便起程了。从兰州起身时，张广建派了15 个护送人员沿途照料。由于路途艰难，只好走走停停，边走边等修路。尤其会宁、静宁一带，道路破坏得非常厉害，房屋倒塌十分严重。有的村落没有人烟，尸体无人掩埋；有的地方灾民寥寥，幸存者气息奄奄，满目荒凉，惨不忍睹。
到了陇东的平凉，护送人员返回兰州去了。我们经西安，奔太原，到了北京已是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八(1921年)。在西直门车站下车后，有许多遗老遗少和民国政府的官员前来迎接。
我记得父亲的轿策上挂着一个小旗子，上面写着“进京就医”四个字。当时我父亲已经66岁了，目的是回京定居，以度残年。但万万没有想到，爱新觉罗氏的家族中有人反对他的到来，竟造谣说，此次载漪回京，带来了许多武器（指行李箱，其中以书箱最多）；在紫禁城里，见到溥仪皇帝后，叔侄抱头痛哭，大有东山再起，搞复辟之可能，等等。在这种气氛中，我们的住宅外边，不时出现了可疑的便衣警察。为避嫌疑，父亲只好住进协和医院。由于造谣排挤，我们在京没住上一年，便被迫二次出京了。临别时，父亲对送行的亲友们说：“我的这步棋走错了!”
这次西行，来到宁夏，在银川市民族南街找了一所房子住下。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路过宁夏时，得知载漪在此，有一天特来会见。父亲称病，婉言谢绝，但不一会，冯先生已来到大门外边。父亲听说，马上叫我和三妹妹搀扶着他迎在院中。进屋后，二人寒暄了有半小时，冯就走了。
多年来，父亲总是以“病”来应付一些不速之客。记得在协和医院的时候，给他治病的一位洋大夫要给他照像，父亲多次拒绝，还是不行。无奈，父亲只好闭着眼，略低着头，右手扶着我的三妹妹，装病照了一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留影。由此可以看出，“庚子”后，他怕事到什么程度!
民国16年(1927年)冬，父亲病故，终年72岁。次年，我和丈夫那云峰将灵柩送回北京安葬。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