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界向来有“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之说。”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著名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她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并称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
佛教虽然在东汉就进入中国，却没有立刻发扬光大，而是在民间流传，经过魏晋时期的酝酿，作为舶来品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突然经历了一次爆发，并从此在中华大地上扎稳了脚跟。
公元439年鲜卑政权北魏太武帝灭北凉，携带三千僧众来到平城，拓跋珪奉佛教为国教，在北方大规模建寺立庙。他对沙门法果礼遇有加，法果也打破沙门不礼拜皇帝的教规，将其视作“当今如来”。法果讲经开始先跪拜皇帝，感动了拓跋珪，讲经大获成功后多次被道武帝请进皇宫，为皇帝专门授佛解惑。道武帝对法果委以重任，专设一个职位“道人统”给法果，监管天下沙门僧侣。得到了道武帝的信赖和重用，佛教很快在北魏得到了提升。
从定都平城至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时代占据了北魏王朝统治时期的三分之二，平城成为中华佛教最大的中心。以平城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在这百余年里一直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鲜卑等各民族乃至来自中亚各国的人们共同发展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各种文化碰撞融合、相得益彰。而著名的云冈石窟即开凿于这一历史节点，成为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见证。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地区，这时一个问题摆在皇帝面前：虽然国家统一了，但是人心并没有统一，有什么办法能安抚人心、消弭民族矛盾？有一个共识：推崇佛教，北魏文成帝（北魏王朝第五代皇帝）就下令在当时首都平城（今大同）修建石窟。
既然是国家意志，自然马虎不得。为了修建石窟，当时平城集中了中国北方最顶尖的人才、技艺，倾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有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完全由皇权主导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71年）由著名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西郊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即著名的昙曜五窟。
云冈开凿最早、最著名的佛窟，现编号第16-20窟，称昙曜五窟，因由昙曜和尚主持设计和开凿而得名。这5所洞窟内的五尊大佛代表北魏的五个皇帝，即开国皇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之子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浚。洞窟均为穹窿顶大像窟形制，菩萨大多鼻隆唇厚，形体丰硕。
云冈石窟开凿大致分为三期，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中期为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
“千年融合看北魏”。为了入主中原，北魏开启了触及灵魂的汉化改革。公元494年，拓跋宏迁都洛阳，展现了他要彻底汉化的决心。之后，龙门石窟在洛阳开凿，成为北魏民族融合、走向中原的历史记录。
历史上，北魏是民族融合尤其是汉化最为彻底的时期。北魏之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又分别改为北齐和北周，这都是鲜卑汉化的王朝。而后的隋唐，汉族融入了鲜卑血液，与200年前的北魏一脉相承。打上鲜卑烙印的大唐，拥有了蓬勃和豪迈的气度，再次登上文明的高峰。
北魏定都平城九十七年，所开凿的云冈石窟直到唐代以前，都是中国唯一的大型皇家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云冈石窟不仅是吸收了来自西域和汉地的艺术风格，还影响了当时中国北方各大石窟的营造风格，在很多石窟都能看到北魏风格的遗存。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而关于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既与同期的敦煌石窟（莫高窟）相辉，又与后面的洛阳龙门石窟相承。
见到云冈石窟第一眼就是感叹云冈石窟的雄伟，虽然云冈石窟风化严重，很多佛像已经失去了细节，但是，依旧可以根据轮廓去猜测它原本的模样。
云冈石窟的石刻艺术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像技艺的深厚底蕴，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这里的造像和壁画，既有对佛教经典的诠释，也有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描绘，为我们了解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其石刻艺术，形成了独特的“云冈模式”，开启了中国石窟艺术之“中国化”的进程，对后世的石窟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