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徽州，乃御史之乡，于明清之际，堪称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之地。但凡涉足徽州者，大概率对当地牌坊印象颇深。事实上，彼时徽州近半数村庄，皆可见形形色色之牌坊。
【建牌坊需要皇帝批准吗？】
在官方语境下，获认可的牌坊类型主要分为功德牌坊与贞节牌坊。而“牌坊”这一称谓，实则是民间较为通俗的说法。从建筑风格层面而言，其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各地牌坊在样式及材质的选用上，均展现出独特性。
牌坊，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与常规建筑类似，承载着封建等级制度所赋予的特定色彩。然而，它并非遥不可及、难以企及。在封建时期，从王公贵族、官员士绅，乃至普通民众阶层，均拥有建造牌坊的权利。
在诸多地域的宗族祠堂建筑布局中，牌坊常被设置为附属结构，于宗祠正门外侧矗立。此外，在清代，士人一旦获取功名，便拥有为自身营建牌坊的资格。
此处所提及的功名，并非仅指进士、举人，即便是秀才、贡生、监生以及通过捐纳获得身份的俊秀等，同样具备于原籍构建牌坊，用以彰显个人荣耀的资格。而且，从地方层面来看，倘若当地大族有出资建造牌坊的意愿，官府亦不会加以干涉。
在清代的历史背景下，牌坊的营建并非依赖于皇帝谕旨或官府许可，而纯粹属于民间自发之举。
【牌坊可以建字不可乱写】
牌坊，作为一种特定的建筑形式，其核心价值往往蕴含于所承载的文字之中。在明清时期，依据文字所体现的等级差异，牌坊可划分为四类：
其一为御制牌坊，于各类牌坊之中，其等级堪称至高。此乃帝王以圣旨形式，对功勋卓著之大臣予以的荣誉褒奖，建造费用出自国库。鉴于御制牌坊在各方面要求严苛，故而其数量相对寥寥。
其二为恩荣牌坊，其受赐对象通常为品级较高的官员。该类牌坊由皇帝降旨，再责成地方官府出资营建。
其三为圣旨牌坊。此类牌坊的建造流程为：地方官府先行奏请，经皇帝恩准后，动用地方财政资金予以营建。其适用对象，通常为中低级别的有功官员。
其四为赐赠牌坊，此乃经皇帝口头应允，虽未颁发正式公文，然由地方官府出资营建。其主要功用在于褒扬两类群体：一为对地方发展建树颇丰之士绅；二乃坚守贞节、孀居达数十年之久的女性。此类牌坊通常会镌刻“旌表”字样，以彰其表彰之意。
在清代历史遗迹中，牌坊留存数量颇为可观。以徽州地区为例，现存牌坊达136座。从整体等级分布而言，该地区清代牌坊多数处于第三等级，御制与恩荣类牌坊仅占较小比例。
毋庸置疑，若将时间回溯至晚清时期，徽州地区牌坊的数量堪称庞大，保守估计亦可达千数之多。
若将考察范围拓展至全国，毋庸置疑，牌坊之数量难以计数。于城镇与乡村间漫步时，每隔数里往往便能得见一座牌坊。此情形足以表明，在明清时期，牌坊并非属于遥不可及的建筑类型。
【几品官才有资格建造牌坊？】
前文所述表明，具备建造牌坊资质者范围广泛，并非仅局限于仕宦群体。诸如士绅、商贾乃至普通民众，只要满足相应条件，均有权提出建造牌坊的申请。
事实上，于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建造规格较高的牌坊者，多为朝廷三品及以上的高级官员，其中尤以一品大员为最。在清代的典章制度下，官员薨逝后，依其品级差异，所享待遇各有不同。例如，官方文献明确规定，各品级官员逝后享有 “祭葬立碑” 之待遇。
祭葬制度体系繁杂，在此仅作简要阐述。依据朝廷典章规制，当一、二品官员辞世，朝廷除拨付葬银（其中祭费为二十五两，葬费达五百两）外，还会委派官员宣读祭文以表致祭之意。然而，对于三品及以下官员，朝廷仅赐予葬银，并不安排祭文宣读之仪。
此处所谓“立碑”，其中“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墓碑，实则指的是牌坊。在当时，立牌坊有着严格的标准规制，朝廷对此设有专门制度。依据该制度，一品官员离世后，按例应当树立牌坊，同时朝廷会拨付立坊费用350两白银。这意味着，树立牌坊乃是一品大员故去后的既定安排，无需另行向皇帝奏请，礼部只需依循既定章程行事即可。
在古代官制礼仪体系中，对于二品以下官员能否立碑，有着明确且严格的界定标准。此标准的核心依据为官员辞世后，朝廷是否赐予谥号。若朝廷赐予谥号，该官员便得以同时享有立碑之待遇。诚如相关文献所记：“二品、三品官如奉特特旨予谥，亦给予立碑。”
另一种情形为，虽官员品级未臻高位，然其于执行公务过程中壮烈牺牲，即所谓“殁于王事者”，依循惯例，亦当赐予谥号并立碑以彰其德。
在清代，官员辞世后，常依制追赠更高品级的官衔，例如，侍郎通常会获赠尚书衔。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于立碑之时，需依据所追赠的品衔予以书写。
诸多现存牌坊，其上铭刻着诸如“某部尚书”之字样。然而，经严谨考证可知，相关人物在世时，实际并未真正出任尚书一职，其仕途所达最高官职仅为侍郎。因后人未作深入探究，遂误将其认作尚书，此类情形颇为普遍。对待此类历史遗留现象，需秉持辩证思维，审慎分析。
在封建爵位体系中，公、侯、伯等位列高级爵位者，其身后待遇遵循一品官员之例。具体而言，此类高级爵位获得者，皆享有逝后立碑之礼遇。
根据朝廷定制，针对获封高等级爵位者及一品官员，其逝后所立牌坊，皆镌刻“御制”碑文。因该群体规模有限，故此类牌坊于今留存数量稀少。
晚清之际，朝廷体制遭受多层面冲击。彼时，卖官鬻爵之风盛行，不仅牌坊，乃至象征官员身份的顶戴花翎，皆可通过金钱交易获取。由此，诸多贡监生、秀才牌坊屡见不鲜。然而，此类牌坊所蕴含的价值极为有限，与一、二品大员所对应的规制及社会地位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