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庄田将军打电话给中组部，说他要到北京申诉。之后，他又找了解放军总政治部。

可是，差不多半个月都过去了，却始终没有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

于是，庄田就给过去的老战友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说明他上北京的来意。

胡耀邦接到信后，回复：“把申诉书压缩成500字。”

那么，庄田将军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1951年5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成立。

时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庄田，主动给刘伯承院长写信，要求到军事学院学习。

有老战友知晓他要求去学习，便对他讲：

“你老兄是从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回来的，又在红军学校当过教官，还在延安抗大第三分校担任过教育长，老本不少了，够你用了，还积极要求到军事学院学习干什么呀？”

庄田很严肃地回答：

“过去我们是单一兵种作战，战士们打仗很勇敢，指挥员只要把驳壳枪一举，喊‘冲’呀，部队‘呼啦’一下冲上去了。可现在是合成军作战，空中、地面、海上都有兵，你不懂各军兵种知识，打起仗来，怎么指挥呀？”

刘伯承看了信后，感觉到庄田求知若渴的愿望，加之过去还做过自己的部下。

于是，刘伯承在信上批示：“求知若渴，精神可嘉。同意进军事学院学习。”

就这样，庄田开启了学员生活。

1952年底，庄田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回到部队继续担任副司令员，可还没等他投入工作时，又一项对他的新任命下达了。

经刘伯承建议，军委批准，任命庄田为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

时任该校的校长是宋时轮。

1957年7月的一天，已经是该校副校长的庄田来北京参加一场重要会议。

会议快结束时，庄田突然接到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电话，要找他谈话。

见面后，肖华开门见山地对他讲，经军委决定，要任命庄田担任海南军区兼第四十三军的司令员。

庄田听后，心中也很欣喜。

原来，海南就是庄田的故乡。从抗战初期，庄田就在海南岛敌后游击根据地参加领导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才离开。

这样算起来，先后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他不仅对海南熟悉，连派给他的政委谢镗忠也是老战友。

在中央苏区时，庄田任红九军团第八团政委时，谢镗忠就在团的政治处工作。两人一起共过事，非常熟悉。

肖华了解了这层关系后，风趣地说道：“那么，你们两人可不能搞山头主义啊！”

庄田走马上任后，与搭档谢镗忠配合默契。

庄田对谢镗忠说：

“老谢，你是政委，又是老政工，政治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你该抓的工作就大胆去抓。需要我协调的，就给我挂个牌，我一定支持。”

实际上，不用谢镗忠挂牌，作为司令员，庄田在抓军事工作中，始终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位。

1959年，上级派工作组找谢镗忠谈话，了解庄田任司令员以来，有没有“单纯军事观点”问题。

谢镗忠如实向上汇报：

“我看不出庄田在工作中有什么单纯军事观点，实际上他抓部队政治工作比我们政治干部还多呢。因为他是政治干部出身的。”

1960年5月，庄田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军队规定“人走家搬”。庄田的夫人祝平也随丈夫从海南岛调来广州。

有祝平的老战友就跑来对她说：

“你跟庄田司令员跑遍了半个中国，不但没找到一个好工作，而且工作单位离家又远，上下班，照顾孩子，来回奔波，受了不少苦。这回调到广州大城市，机关多，一定能找个理想工作单位。”

对此，庄田表示：“什么理想单位，没那么容易，还是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不久，祝平被安排在离家较远的省技工学校上班。

庄田闻讯，对夫人风趣地说：“算你命苦啦，谁叫你嫁给我！”

1965年的一天，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陶铸找庄田谈话。

陶铸表示，庄田的年纪不小了，身体也不大好，经上级同意，决定让他离开军区，转业到广东省担任副省长。

在特殊年代，因庄田原是一个华侨，1926年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归国参加红军部队前，又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从当时对这一现象进行逻辑推理，庄田的问题就严重了。

庄田听到这一“任命”后，丝毫没有心里准备。他问道：“陶书记，这是哪级组织决定的？”

陶铸对他说，这个决定若是庄田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说出来，陶铸会替他向上反映。

庄田思考良久，说道：“既然是组织已经决定的，我也没有什么可谈了，就服从决定吧。”

实际上，庄田是舍不得脱下军装的。

1965年5月26日，庄田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通知下达了。但没有人向他交代担任副省长所负责的具体工作。

在庄田看来，这一职务分明是个挂名的副省长。

值得一提的是，他转业到地方的几年里，没有办理转业手续，照样在部队领工资，住在原来的地方，甚至连司机、警卫员都是部队原来配给的。

庄田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都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的，转业到地方担任副省长，也应该有个相应的正式任命，才符合手续呀。现在什么命令都没有，只有中南局的一个通知，这是怎么一回事？”

1974年秋，庄田给中组部打了电话，说要到北京申诉。中组部调来档案，证实庄田不属于中组部任命的干部。

也就是说，庄田转业到广东省当副省长，是没有经过中央正式批准任命的。

基于庄田的组织关系还在部队系统，中组部让他去找解放军总政治部。

这样，庄田只好打电话找解放军总政治部。经同意，庄田住进了总参谋部招待所。

当时，总政治部对庄田的情况并不很了解，需要查阅他的相关档案。

这样一来，很长时间过去了，他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

于是，庄田就给老战友胡耀邦打了电话，将情况做了说明。

不久，两人见了面，庄田将自己事先写好的一叠厚厚的申诉书递给胡耀邦，请他审阅后，代为转给邓公和叶帅。

胡耀邦来不及细看，便说，小平同志忙得很，没那么多时间看这么长的东西。

胡耀邦说：“把申诉书压缩成500字，趁小平同志吃早餐的时间递上去，请他表个态，再转呈周恩来总理。”

胡耀邦的方法奏效了！

邓公看过申诉书后，在上面批示：“既然是一桩冤案，就应该平反，恢复名誉，建议官复原职。呈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审批后退中央军委。”

周总理批示：“同意。”

庄田看到周总理和邓公的批示，心中燃起了无限感慨之情，当即便流下热泪。

1975年12月，庄田的问题解决了，并任命他为广州军区顾问。

3年后，庄田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2年4月25日，庄田于广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