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想要取得胜利，除了依靠统帅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将士们不畏牺牲、敢打敢拼外，更重要的还要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其实打得就是保障。
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没有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导致我志愿军每次的攻势只能维持7天左右。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很快便发现了这个问题，将其称之为“礼拜攻势”，并迅速调整作战方式，即在我军攻势接近尾声时再发起攻击，以至于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聂帅在战后曾总结说：
“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
事实上，从建军伊始，我军就非常重视后勤保障工作，并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期间也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人物，比如被毛主席称为“红军大管家”的杨至诚、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洪学智，以及我们本文的主人公，我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杨立三等。那么，他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杨立三，湖南省长沙县人，1900年11月出生。
与杨至诚、洪学智等人“半路出家”不同的是，杨立三早在湘军时期就已经和后勤工作打交道了，那时，他先后担任过湖南陆军第十五团司务长、孙中山讨贼军浙军第一路军军需官等职。
1938年“秋收起义”后，他又一直从事后勤工作，被誉为国家和军队的“红色管家人”。
杨立三做事勤勉认真、一丝不苟，尤其在“花钱”上面更是“斤斤计较”，超一厘钱也不行。
比如1932年夏，由于当时我军供给困难，无法给战士们发单衣，加上又没有缝纫厂，所以上级便决定给每人发三角五分钱买布，自己动手做衣服。不过，按照当时的物价，买一套军装的布料至少需要四角一分钱，这点钱根本不够。
在此情况下，时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立三亲自到布店去打听比价，算来算去，发现这点钱确实不够做一套军装。
杨立三回来后左思右想，最后给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那就是买白布来自己染。当时，做一套军装的白布只需要三角钱，而染色仅需五分钱，加起来刚好三角五分钱。
可问题是，做一套衣服除了要有布料外，还需要针线和剪裁，这些钱又从何而来呢？对此，有一些领导提出，实在不行就加一点钱好了。当然，这确实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毕竟只是针线和裁剪费用的话，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
但杨立三却毫不犹豫地给拒绝了，因为他深知红军经费的紧张和财务制度的严肃性，他坚决地说道：“超一厘钱也不行”。
那既然如此，军装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杨立三经过反复核算，最终决定从布料入手，即买稍微次一点的白布，自己染，加上裁剪、针线，总共加起来刚好是三角五分钱，这样既解决了问题，也没有超支。
杨立三不仅精于计算，而且还非常善于创造，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创造出了一个“饻（xi）”字。创造这个字，主要跟我军当时的各种费用有关。
1940年，由于抗战局势紧张，后勤保障严重不足，加上物价飞涨，时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与其他领导一起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决定将原来以货币为单位计发工资，改为以实物计发工资。
这样一来，无论物价怎样涨，大家得到的实惠都不会改变。而这个实物，就是小米。
比如就拿津贴费来说，原来每月1.5元的津贴就改为发小米12两（当时一斤合16两），菜金每人每日改发3两小米等。到后来，从部队到地方都改用小米计发。
而这个时候，就要用一个字来表示这种“实物”的名称，于是，杨立三就用“食”字和“衣”字，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汉字——“饻（xi）”。一饻，就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家用煤1斤半。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实物分”制，一直实行到建国后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
以至于当著名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看到我军所制定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制度时，不由得称赞道：“这是一门极其具体复杂的科学，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
按照相关制度，部队的高级首长都是要配警卫员的，杨立三作为全军的总后勤部部长，除了配警卫员外，还有通信员和炊事员。
但杨立三却对此表示很不自在，他不习惯这么多人为自己一个人服务，他还说：自己做后勤工作就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怎么能让这么多人为自己服务，这不是浪费革命力量吗？
于是，杨立三便找到相关部门，要求撤掉自己的炊事员和通信员，只留下一个警卫员。
虽身居高位，但农民出生的杨立三却依旧忘不了劳动，在工作闲暇之余，他总会到地里去刨一刨、挖一挖，种一些瓜果蔬菜，不仅自给自足，还经常给战友和下属们分享。
1953年10月后，杨立三担任总财务部部长。然而，由于长期辛苦的工作，杨立三的身体已经是每况愈下，1954年5月，杨立三终于病倒了。
由于当时国内的医疗技术不太先进，于是组织上便决定将其送到苏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怎料，当杨立三得知组织上要将他送到苏联治疗时，他首先考虑竟不是能不能治好，而是花钱太多，而且还是花国家的外汇，这很不“划算”。最后还是在周总理和军委领导的一再劝说下，杨立三才勉强同意前往莫斯科治疗。
然而，此次莫斯科之行还是没能将其治愈，这年11月28日，杨立三将军与世长辞，年仅54岁。而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新中国举行了首次“大授衔”仪式，按将军的功劳和资历，评个上将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可惜的是，将军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杨立三将军去世后，首都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动。
追悼会结束后，周总理和彭老总、贺老总、陈老总、聂帅、叶帅5位开国元帅亲自在前面为杨立三将军执绋引棺送灵。到八宝山后，周总理眼含热泪与杨立三将军做了最后的告别……
杨立三将军的逝世，无疑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然将军虽逝，但其为我军后勤工作建设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其身上崇高的精神品质，却永远留在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