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时期的朱可夫在训练部队方面颇有能力，严肃务实、与时俱进，加上内敛的个性都很受上司的赏识。

苏维埃成立之初，红军的规模非常小，至1918年4月也不过19.6万人。5月28日，为了应对严峻的内部和外部局势，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至1919年底，红军规模已经膨胀到300万人，而且还在扩大。

苏联红军的快速发展是与国内战争同步进行的，很多部队最初不过是个空架子。比如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1集团军，就是以一些零星部队为基础，而后在他的领导下迅速成军。这个时期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要数南方的第10集团军，这支部队崛起于察里津保卫战，先后走出了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布琼尼、库利克、铁木辛哥等苏联元帅和一大批高级将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带头人——约瑟夫·斯大林。

1918年8月，朱可夫加入红军时，服役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是布琼尼指挥的第1骑兵师。虽然他没有赶上红军指挥员火箭般蹿升的那个短暂关键期，但也在之后的作战中逐渐显露才华，而且能够扎扎实实地在基层积累经验。也恰恰是这一点，朱可夫身上没有那种“爆发户”式的浮躁气，在军中渐渐得到一些高级将领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朱可夫反倒是幸运儿。

1923年5月底，朱可夫正式担任第7骑兵师第39团团长。上任之初，他就遇到了一个难题，第39团奉命去野外拉练。这是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外训练，没有任何先例可借鉴，很多接到命令的指挥员都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上任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研，发现部队普遍存在战备松懈、准备不足的问题，而且部队缺乏射击和战术方面的训练。所以他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

事实证明朱可夫抓住了要害，他的团到达训练地域后，首先搭建了一个标准的帐篷营房区和一个射击训练场地，然后他开始带领全团投入到紧张的战斗训练中。第7骑兵师师长盖伊是内战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为了了解第39团的训练成果，他通知朱可夫要现场观摩该团的乘马队列训练和战术训练。

检阅那天，朱可夫亲自指挥部队，起初他使用口令，然后改用马刀，最后用号音下达命令。全团在指令下动作准确整齐，像是一座流动的堡垒。最后朱可夫命令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方阵地”发起冲锋。盖伊此时正骑马立在一个小山岗上，当他看到一个团的骑兵向自己冲来时，举起双手，哈哈大笑地说：“我投降！投降！谢谢，非常感谢！”

结束拉练后，第7骑兵师随即参加白俄罗斯军区举行的军事演习，第39骑兵团担任全师前卫。时任军区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对第39骑兵团的表现非常满意，尤其是该团经过一次强行军，又马上展开投入进攻，令其印象深刻。演习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命令第7骑兵师移防明斯克，以示奖励。

不久之后朱可夫接到通知，军中著名将领布柳赫尔（即“布伦将军”）要视察第39骑兵团的训练工作。当他抵达时，突然命令向全团发出战斗警报。朱可夫信心十足，从容不迫地下达了命令，部队很快集合完毕。布柳赫尔仔细检查了部队的装具和武器，结果发现机枪连携带的一挺机枪没有按规定注水，而且连队也没有提前储备水。

布柳赫尔严肃地问道：“你们知道这种玩忽职守在战争中会导致什么后果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布柳赫尔没有深究，而是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不过他最后还是认为瑕不掩瑜，对第39团的表现表示赞赏。

1924年红军进行大规模改组，除了削减部队规模，培养日后的高级指挥人员也是军队高层关注的重点工作。1925年1月，伏龙芝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开始倡导军事教育，他希望以此为契机，用一批青年军官逐步淘汰那些保守的旧军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可夫进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与他同期入学的学员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叶廖缅科和巴格拉米扬等人。罗科索夫斯基早已经被众人熟知。叶廖缅科在二战期间曾长期担任方面军级司令员，大将军衔，战后晋升苏联元帅（1955年），不过此人长期和朱可夫不睦。巴格拉米扬在二战期间低开高走，卫国战争爆发时他担任西南方面军作战部长，后期升任方面军司令员，晋升大将，战后晋升元帅（1955年）。

一年后朱可夫返回原部队，此时第7骑兵师正在缩编。第7骑兵师原有6个团，这次将缩编为4个团。作为上级赏识的部下，朱可夫得以继续担任第39骑兵团团长。

改编后的骑兵团共辖4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炮兵连、1个防空排、1个通信排、1个工兵排和1个防化排以及配套的后勤部队。每一次部队改编都是对指挥官的考验，不过朱可夫从不排斥新装备、新战术，所以第39团的训练水平始终很高，他们在军区举行的各种军事竞赛中总能名列前茅。

1926年，苏军部分废除了“双长制”，即部队主官如果不是党员，则配备一名党员担任政委；如果部队主官是党员，则可以同时兼任政委一职。1926年底，第3骑兵军军长铁木辛哥召见朱可夫，向他下达了新的任命：第39骑兵团团长兼政委。

第39骑兵团在朱可夫的治下越来越有名气，自然受到更多领导的关注。1927年初，他接到通知，掌管全军骑兵工作的布琼尼要来视察。在得到布琼尼的肯定后，其他高级领导也纷纷来到第39团视察。

1929年，红军开始在骑兵部队组建机械化部队，每个师配备一个试验机械化团。朱可夫的第39团被选中，成为全军第一批机械化团，他也成为第一批机械化部队指挥员。

指挥机械化部队又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当时世界各国也都处在试验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朱可夫认为坦克部队应该特别注意后勤、维修和操控等方面的细节。所以对坦克兵提出了一套严谨的作风要求，他特别强调除了在车间、汽车房和坦克停放场外，严禁任何人穿工装，任何时候都要穿规定的制服；作战演习回来后，必须立即把装备擦洗干净，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每次演习结束后，朱可夫都要到现场检查，如果他断定哪个人干不好工作，就会立即将那个人调离自己的部队。朱可夫的管理虽然严厉，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待在第39团，因为跟着朱可夫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他是有名的处事公正的指挥员。

一天夜里，一个坦克连完成战术演习返回驻地。连长见士兵们都疲惫不堪，所以请求坦克停车场值班军官高抬贵手，允许士兵们先回去休息，他保证明天一早就会过来把坦克清洗干净。值班军官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同意的，尽管他知道团长是绝不允许的。

一个小时后，朱可夫突然来到坦克停车场检查，发现了没有清洗的坦克。值班军官很惊慌，急忙向朱可夫解释说：“坦克手在完成演习回来后，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朱可夫表情严肃地对值班军官说：“愿意帮助同志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但你知道你并没有帮助他们，相反你违抗了指示，还让他们违反军纪……演习之后的疲乏和我们每个人在战时将要经受的考验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你应当撤职并接受军法制裁，但我今天破例不这样做，组织上会审查你的行为，然后我再决定给你什么处分。”

说完之后，他把营长和连长叫来，命令他们组织大家把坦克擦洗好。两个小时后，朱可夫把完成任务的连长叫来说：“我感到你还不够成熟，不足以担任连长。你认真考虑一下，然后告诉我你自己的意见。我警告你，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绝不会轻易放过你。”

朱可夫治军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其中“擦皮鞋事件”一度传为美谈。

有一次他检查执勤哨兵，发现有一个士兵的皮鞋擦得不亮，于是他让当日执勤军官作出解释。那个执勤军官是刚调到第39团的，还摸不清朱可夫的脾气，他没有直接回答朱可夫的问题，而是回头质问哨兵为什么没有擦皮鞋。

朱可夫打断了军官的话，直截了当地说：“我问的是你，不是他。我感兴趣的不是你的反应，而是你的意见。”军官很难为情，不知道说什么好。朱可夫的口气这才缓和了一些，然后说：“在这件事上，重要的不是鞋没有擦，而是你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可能由于疏忽忘记了，但你应该在战士上岗前检查他们的勤务。”

说完朱可夫让副官拿来一个小凳和擦鞋工具，然后让哨兵把鞋踏在凳子上，俯下身一边给哨兵擦鞋，一边给他讲怎样才能把皮鞋擦得又亮又快。擦完一只后他让哨兵自己擦好另一只，还叮嘱他把皮鞋擦好后给自己看。

1929年底，朱可夫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员班深造。其间他拜读了伏龙芝的遗作，以及沙波什尼科夫所著的《军队的头脑》、图哈切夫斯基所著的《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和叶戈罗夫所著的《消灭邓尼金》，其中《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中涉及的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引起了朱可夫浓厚的兴趣。

1930年1月，第7骑兵师更换主官，改由朱可夫的好友、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的同窗罗科索夫斯基担任师长。1930年5月，学成归来的朱可夫也获得晋升，担任该师第2旅旅长，成为罗科索夫斯基的部下。第2旅下辖第39和第40团。当年底朱可夫被布琼尼调到莫斯科，担任骑兵监察部助理，从此离开了他最有感情的第7骑兵师。

临行前第39和第40团的全体官兵为朱可夫举行了欢送宴会，这让朱可夫颇为感动。宴会结束后，他把所有家当装进一个手提箱，带着妻子和2岁的女儿前往莫斯科。

朱可夫在骑兵监察部任职期间正是红军大力发展机械化部队的时期。此时各国都开始尝试如何把坦克和飞机更好地纳入作战体系，而且都陷入了困境。综合比较德国的发展更快一些。时任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图哈切夫斯基曾赴德国观看过他们的演习，回来后成为是红军内发展坦克和飞机的倡导者。

朱可夫在这段时期也在学习国外的军事理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一战后为德国陆军保留住火种的陆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后者强调在突破作战中使用装甲部队，还推崇以高速机械化部队为基础的闪击战术。

对朱可夫影响最大的还是图哈切夫斯基，借助职务的便利，朱可夫可以经常向只比自己大三岁的红军战略家请教。更难能可贵的是，朱可夫每次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后，后者都能耐心地指出其中的问题，每一次朱可夫都会被说得心服口服。经过图哈切夫斯基修改过的方案，往往能得到部队的赞扬。

图哈切夫斯基在30年代初完成其最著名的成就——提出大纵深进攻理论。这一理论的要旨是首先对敌人的整个战术纵深实施突击，以突破敌人的正面；然后动用己方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并在空军战术支援下向敌人整个防御纵深实施进攻，直至全部消灭敌军集群。这一理论最大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和空降兵实施全空间、多方位的立体战争，这一点放之世界都是领先的。朱可夫近水楼台，完全吸纳了图哈切夫斯基的成果，并把它用在了未来的战场上。

朱可夫从来不掩饰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崇拜，称其是苏军最卓越的战略家。不过朱可夫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战役素养评价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初期晋升太快，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相比之下朱可夫在战役素养方面更推崇他在第7骑兵师任职期间，所属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

1933年3月，军队第一号人物、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召见朱可夫，决定任命他为白俄罗斯军区第4骑兵师师长。第4师是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一手组建的部队，曾在国内战争期间立下赫赫战功。在第4骑兵师的花名册上可以发现很多苏军在二战期间的优秀将领，比如铁木辛哥、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和马利诺夫斯基。

第4骑兵师更换主官是有原因的。该师之前隶属于北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划入白俄罗斯军区后，由于换防仓促，全师总体情况和战备都大幅下滑，还因此发生了几起事故。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将情况汇报给了伏罗希洛夫，后者听后很不高兴，于是让布琼尼物色一位新师长，布琼尼向伏罗希洛夫推荐了朱可夫并得到批准。

让朱可夫担任该师师长，可以视为伏罗希洛夫已经把朱可夫当做可靠的人。

那段时期苏军已经组建了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军下辖2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机枪旅和1个独立高炮营，全军共500辆坦克和200辆汽车。这样的规模在世界强国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不过苏军内部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装甲部队只有分散在步兵或其他部队中才能发挥作用，持这种意见的人有不少都是国内战争期间的著名将领，苏联统帅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也犹豫不决。

朱可夫在这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坦克部队的重要性，坚持应独立发挥坦克部队的作用。他向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反复陈述，并一度说服了苏军最高领导层，不过斯大林最终还是听从了“反坦克”派的意见，命令把坦克部队以团或营为单位编入步兵师和骑兵师里。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爆发前才有改观。

在第4骑兵师，朱可夫力求将训练尽可能接近实战。每次演习前则对计划严格保密，直到即将开始演习时才向全师拉响战斗警报，命令他们开到指定区域，然后下达战斗要求。为了让部队适应不同的作战环境，他不会提前给演习部队提供所需的工程器材，而是锻炼部队依靠自身力量克服缺少器材的能力。

在一次演习中，朱可夫先领命第21团提前两天进入演习区域完成防御部署。演习开始后才下达第20团的任务——急行军46公里夺取登陆场，但没有告诉他们第21团的情况。

第20团在黄昏遭遇第21团先头部队，团长决定在当晚进行战斗侦察，并于次日拂晓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侦察部队报告在前沿遭遇敌军火力的强力阻击，据此他们判断敌人企图扼守一线。拂晓第20团经过炮火准备，全线展开进攻，结果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敌人。紧接着处于开阔地的第20团突然遭遇敌方炮火的密集射击，损失惨重。

朱可夫将这次演习视为“欺骗性行动”的典型战例。原来第21团团长穆济琴科得知敌方在夜间发动进攻后，随即调整部署，命令一线用火力阻止敌人突破。入夜后他命令部队悄悄撤往第二道防线，待敌人发动进攻时，他的炮兵已经做好了准备。

1936年4月，伏罗希洛夫视察第4骑兵师。朱可夫精心准备了一次检阅，全师所有中级以上指挥员排成整齐的队列，待伏罗希洛夫等人抵达后，带领全师向这位苏军元帅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伏罗希洛夫非常激动，还主动拥抱了朱可夫。

当年秋天，伏罗希洛夫向斯大林举荐，让朱可夫参加苏军驻西班牙军事团。次年3月，回到国内的朱可夫被任命为第3骑兵军军长，几个月后又改任第6骑兵军军长。

随着职务的提升，朱可夫开始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据战后缴获的一份德国军事文件显示，德军很早就对朱可夫做出过评价：“朱可夫是个说话坦率、勇于行动的人。他的特点是毅力胜过智力，在苏联军界很受重视，被认为是非常能干的军官和优秀的组织者。他是苏军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并在实践中成功加以运用的指挥官。”

1937年和1938年，苏联红军经历了一场劫难，他们在大肃反运动中被清洗掉大批高级军事干部。其中包括苏军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远东地区军事专家布柳赫尔元帅，以及朱可夫最敬重的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这场运动让红军损失了70%的军长、60%的师长、50%的团长和1/4的其他指挥人员。

清洗军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在斯大林去世后逐渐达成了共识：一些资历和威望很高的高级将领对国内政策和斯大林的做法有意见，他们反对集体化，反对残酷措施，因此招致了斯大林的嫉恨。所以斯大林决心清洗军内异己，消除潜在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

朱可夫在大清洗期间并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在这段时期得到了晋升，这一点倒是非常罕见。朱可夫在第4骑兵师的老部下、二战时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后来曾回忆说：“可能客观环境起了令人羡慕的作用，斯大林对骑兵领导人一直特别宽厚。早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时，就跟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布琼尼的部队就属于这个战线。斯大林对这个部队及其高级指挥员（包括伏罗希洛夫、布琼尼、铁木辛哥、叶廖缅科）一向特别友好。这得益于察里津保卫战期间，布琼尼为斯大林建立的功勋。”

还有人直接指出：“斯大林的庇护是朱可夫免遭清洗并步步高升的决定因素。朱可夫在第39团的领导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担任的职务中也没有让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