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杭州，西湖边晚风习习，林微音一脸愁容，正独自坐在湖边的亭子里，焚烧手中被退回的稿件。

就在这时，两位年轻人走了过来。一位是诗人戴望舒，另一位是他的朋友杜衡。他们看到林微音一个人坐在那里，就过来搭话。聊着聊着，他们发现林微音很有才华，于是，三人就成了好朋友。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位文坛新人林微音为了40元津贴，竟然为汪伪政权出力，成为他们的喉舌。

在那个年代，林微音虽然才华横溢，却因出身普通、资源匮乏，走得异常坎坷。

他靠着在银行任职勉强维持生计，每当看到文章被退回来，他内心的失落和愤懑便无以复加。

戴望舒和杜衡见他才华横溢，便时常给他提供机会，在文学圈引荐。林微音渐渐能在小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了自己的文坛生涯。加之1933年与邵洵美一起创办了“绿社”，他才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

林微音的作品以唯美主义风格见长，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独特的艺术性，文笔轻柔细腻，一度让人将他误以为是“女性作家”。这一误会让不少文坛名人如徐志摩、戴望舒为其频频“辟谣”。

也许因为名字相近，林微音很快被误认作了另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林徽因。当时的林徽因已凭借文采和才情在文坛声名鹊起。

为此，林徽因多次与人谈起此事，甚至与好友一起商议，是否该更换姓名以便区分。没多久，报上便刊登了她的更名启事：

“我倒是不怕将我的作品错认成他人，只怕他人的作品被认成我的。”

意思就是说，她不担心别人夸奖林微音，就怕别人说林微音的诗也像她写得这么好。

此话一出，令林微音颇为尴尬。然而，他不甘示弱，反过来在自己的作品中暗示：“若是对方肯上门来求我，我也是可以改名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林徽因来求他，他就愿意改名字。

林徽音看了这篇文章后，气得不行。她觉得林微音太不要脸了，为了出名，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为了彻底跟林微音划清界限，林徽音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林徽因”

林微音早年因机缘巧合，与鲁迅、郁达夫等文坛名流相识，特别是见到鲁迅后，感受到其学识广博，不禁对这位前辈敬佩有加。然而短短一年后，林微音的态度却陡然生变。

也许是成名后的飘然自得，也许是内心深处对权威的反抗，他在文中毫不留情地公开批评鲁迅，言辞之间充满了不敬之意。

鲁迅得知后，似乎并未将这位后辈的挑衅当回事，他直言道：“讨伐军中最低能的一位，也不过是一匹‘叭儿’罢了。”这句冷嘲让林微音不仅未能借此提高自己的名声，反而一时沦为圈内笑柄。

林微音的生活并不如意。身处动荡年代，文人的稿酬少之又少，而他对生活的要求却丝毫不低。为了缓解压抑情绪，林微音染上了鸦片。

好友施蛰存回忆道，有七八次他深夜敲门，面露难色地问是否能借三块钱，施蛰存不解其困境，直到后来得知他吸食鸦片，才明白这几块钱不过是去地下烟馆的费用罢了。林微音本就微薄的积蓄不久便消耗殆尽，生活越发拮据。

为了维持生计，林微音被迫写出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骗稿费。渐渐地，文坛上开始出现质疑之声，指责他为稿费而丧失文人的节操。

林微音从此销声匿迹，没了经济来源的他变得更为落魄。

就在这时，1939年，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接受汪伪政府津贴，创办了以宣传伪政府政策为目的的《南风》杂志。

《南风》杂志的出现，让友人们为之侧目，很多曾经与林微音交情甚厚的朋友纷纷选择与他断绝往来。

林微音的行为无疑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他出卖了文人的尊严，也有人感叹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

不管怎样，《南风》杂志的出版，使林微音彻底背上了“伪政权喉舌”的骂名，也成为林徽因改名的导火索之一。

1951年，伪政权垮台后，林微音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失去收入来源的他生活潦倒不堪，求职碰壁，连担任一名小小的英语老师或翻译都无人敢聘用。昔日的朋友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与他有半点牵连。

或许是生活的打击让林微音幡然醒悟，晚年他写信给旧友，提到自己戒掉了鸦片，也表达了对过去行为的悔意。朋友们得知后也为他感到高兴，甚至向出版社引荐他，希望他能度过困境。

然而，时间却不再允许他重新来过。1982年，有传言称他孤独离世，或许正如他的人生般无奈、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