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 创 辉
1976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 一切职务,保留党籍。理由是：考虑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 盾。这实质上已经确定华国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1976年9月9日，中国革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
在危难时刻，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对「四人帮」探 取非常手段。10月6日晚，华国锋与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 兴具体实施行动。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逮捕王洪文、张春桥，以通知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逮捕姚文元，在中南海住宅里逮捕江青。同时还逮捕了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出席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 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 务。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 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 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 出来。邓小平接掌了权力，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此时,掌握着全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实际最高权力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要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和艺术了。
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领导职务后,推动恢复了高考 制度，逐步挽回「文革」对一代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停止了毛泽东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花了三个亿,换来「三个不满意」 (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促进「包产到户」合法 化；恢复文革前刘少奇的基本改革意愿;全部摘掉地、富、反、坏的帽子，使当年毛泽东批刘批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化为乌有。
有外电评论中越战争的内部原因： 由于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结 束，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始执政。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国内人民造成的对新 统治阶层的信任危机,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侵略者」 的战争,以重新凝聚其国民的民族向心力。
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 集体刚刚掌权,需要用一种方式来减少政治对手对这一代领导集体的威胁。要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顺利推行新的发展战略。同时, 自林彪、文革以来，邓小平对中国军队的作风就表现出强烈不满。邓小 平在明知「文革」后中国军队战斗力减弱的情况下，还决心与越南一 战,其目的也在于刹一下军队的傲气，给军队一些教训,并扫清极左势力对改革开放的障碍(战后对军队高层进行大调整)。
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分析对越作战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为 了反击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展示政治决心。
第二、为了国家尊严、 民族感情，不能不惩罚忘恩员义之徒。
第三、为中国战略重点转移做出 初步尝试。
在评价这场战争时说： 「邓小平和中共第一代领导群体一 样，都具备敢战、善战而又慎战的特点。小平掌管军队期间,最大的事 情就是长达10年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深入地评析这场战争,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小平同志在军事方面的战略眼光和斗争艺术。」
国际发展机遇
中国自建国后,从多年的执政实践中看到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不适 合中国。中国要发展壮大，需要西方利伯维尔场经济提供的资金、技术和 军事帮助，这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驱动机制。
正当中越关系日趋恶 化之时,中国正处于深深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当中，计划经济已走进死胡 同。1976年，当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新的领导人一筹莫展。虽然毛 主席重启了中美和解的谈判，但那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中美关系 极为脆弱，两国相互间的成见很深，最主要的分歧是中国当时的国家利 益是追求国际共产主义和推进世界革命。在7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政治 出现了调整国家利益的倾向，代表人物是邓小平。
这种倾向受两大推 动,一方面是国内对计划体制的极度不满，另一方面是西方急于把中国纳入其正在进行的产业大转移中。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在二战后享有的相当长的繁荣期开始衰退，平均增长率从60年代的5.7%降到了3.2%,而通胀率则由 4.2%增至9.3%,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通胀率为10%以上，失业率为 6~8%。
这次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崛起的西欧和日本开始在市场上挑战美国。各国越来越高的生产率使得他们的中央银行不情愿储备水分很多的美元，其结果是美元贬值，布雷登体系垮台。到1974年~1975年，各西方主要工业国均陷入危机之中。
西方的主要应对办法是抛弃凯 恩斯刺激国内消费的办法，把投资转移到了他们有选择的第 三世界国家，实现产业换代，借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保持竞争力。
西方的对外贸易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这样，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 网络,加上第三世界勤奋的工人，立即成为成功的代名词。
70年代是跨 国公司的黄金年代，在这个潮流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无过于所谓亚洲四 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崛起。这几个国家或地区为何被 西方国家选中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 们所处的战略位置在东、西方对峙中，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极为 重要。而中国搭上了这次产业大转移的末班车。
实际上，尼克松于1972 年进行的至今令人惊讶的中国之行的大背景之一，就是西方摆脱经湾危 机的愿望。中国人可能想的是从此与苏联人打仗有了一个盟友，可是美 国人想得更多，他们想要的是表面上的政治利益而实质上的国家经济利益。
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应很迟钝，中美合作局限于安全领域。当时表面 上看起来，双方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对付苏联。当时很少人清楚，但如今 已是事实就是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已经在改变中国。中国即将摆脱失败的 计划经济体制，将成为西方各国投资转移之地。至少有一个人清楚他的使命，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1978年11月18日至22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新领导层召开了中共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界定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即经济建设。邓 小平的这一 决策的潜台词是放弃意识形态主张,为与西方合作扫清障 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越关系交恶不仅不是挑战,反倒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机遇。
首先，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双方分歧之首。对中国的最大疑 惧来自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以民族利益为由与意识形态相同的国 家一战无疑将有效缓解这种疑惧。不仅如此，而且还增强中国一再保证的不会以意识形态为由支持各国共产党干涉该国内政的保证。
其次，1979年是东西方关系中最为关键的年份。该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
新一轮冷战开始。原来已见成效的所谓缓和无疾而终。但是在中越 边境自卫反撃战之前，由于美国在越南战败,西方决策层中弥漫着一种 悲情意识。中国当时的对西方的外交政策是遏制西方绥靖主义。中国号 召西方和第三世界各国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在 这様的情况下，自己率头打上一战,不仅以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号召，而且鼓励美国决策层内的鹰派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中越战争打响后,卡特政府还假情假意地说正在考虑推迟时任美国 财长布鲁门梭对中国的访问,以示对中国入侵越南的不满。但是由于国 内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连这点姿态也没有办法摆出来。财长如期访华, 他倒是通过新闻界说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总统要中国人撤军的口信，但是天知道是不是这样。他倒是干了一件令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大事，即处理历史上的美国资产案及中国资产在美冻结案协定。
之后,大批高级别的美国代表接踵而至，两国之间文化、贸易、科技交流 迅速增加。中越边境自衡反击战之后中美关系的最高潮是8月美国副总统 蒙代尔访华。他马不停蹄地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12个小时的会谈,和中 国签了一个援助修建水电站协定，还有一个中国急需的5年内提供20亿美 元的出口信贷协议。
中国人让蒙代尔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礼遇!果然，蒙代尔不孚所望，他在演 讲中说： 「虽然我们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此，我们将 坚定的和你们站在一起。任何企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和削弱你们的力量 也有悖于美国的利益。」这段讲话被全世界媒体引用来说明美国对中国年初行为的赞助。同时也呼应邓小平关于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号召。
在邓小平前往华盛顿访问前四天，他接受了《时代周刊》总编缉多 纳万的探访。由于此时离中越边境自卫反撃战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所以 特别具有指标性。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中美关系的重要出自于各自 的全球战略。他说到越南，但是把越南和苏联在中东、非洲的扩张并列。他认为美国人想保持现状,但现在的问题是保持现状很困难,所以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中美日联合起来反霸。
邓小平说中国可能很穷,但也不是没什么任何一点分量，而且中国有潜力。中国的发展靠自己，但是也要借助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也 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公开透露了新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思想 即「一国两制」的雏形。他说大陆将容忍如果台湾同意统一，台湾可保 持现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当问及这是不是指资本主义时,邓小平说那当然。
中国领导层的这种转变加速了中美日关系的快速发展。在中越边境 自卫反击战之前或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裹，这种关系让苏联坐卧不安。 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将打破孤立，这种孤立一方面是苏联使的坏,更重 要的是自己死抱着意识形态让自己难过。更重要的一层含义当时不是很清楚，现在一目了然。即苏联也渴求西方的资本与技术，特别是日本的资本与技术。此时,苏联实际上与中国在进行一场悄悄的竞争。
它有三个选项：
第一像中国一样抛弃落后的计划经济及其意识形态;
第二迅速 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防止被西方势力进一步利用；
第三顽固到底。
第一个选项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作了第一个选择,结果是 苏联帝国分崩离析。
第二个选择需要中国的配合，但是中国已经在舆西方合作。
所以苏联作出了第三个选择,与中国对抗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在越南的利益有多大自然就清楚了。
中国领导层决定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而苏联不断增加在越南的存在以填补美军撤走后的真空，同时加大中国与西方改善关 系的成本。
这两个地区外的因素使得中越双边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复杂 化。在越南人看来,苏联人不仅提供援助，而且还是真诚的共产党。而 中国人却在越南人与美国人打得难分难舍之际邀请尼克松访华,这简直 就是背后一刀。后来,中国出于反霸战略的考虑,不仅不再要求美国从 东南亚撤军,而且对美军在南越的存在也不再有强烈的不满。中美之间的互动对该地区影响是巨大的，程度至今难以估计。
1978年10月，越南《人民报》 一篇社论已经明确说明了为什么两国 之间不可能谈判解决双边问题。社论说：「他们的外交政策已是和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越南已经有了这样的 结论,那么两边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政治上的水火不兼容表现为华人问题、边界问题谈判搁浅。
其中华人问题对中国尤为痛苦，如果对越南行径给予默认,中国政府如何面对东南亚数千万侨胞?而此时,中 国又急需海外华人对自己经济建设事业的支持。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如果中国政府不作为,那么对华人有成见的政府比比皆是，都会仿 效越南。实际上，中越关系确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战争一触即发。
与中国人一战其实不符合越南人的利益，但越南决策层似乎犯了一个自 信的错误,他们以为有苏联人撑腰便可高枕无忧，或者因打败美国这个 超级大国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者真的以为越南人有神助可以为所欲为。
总之，越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军队开进了柬埔寨。中国俗话说专欲难成，众怒难犯。越南人追求专欲，已犯众怒，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还在等什么呢?
30年一晃而过，越南明白过来，有神助的是中国人。中国人不仅自己报了一箭之仇，而且转眼间,也是国际秩序的捍衡者。
如果我们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问题，那么这场战乎有另外一个时间表：
1977年中，苏联表示让日本开探其油田，代价是进口日本的工业投资和技术。这对日本来讲极具吸引力，但是日本人极不情愿,后来人们知道原来是美国人从中作梗。
同时,美国人却在中国和日本人中间撮合，让日本人购买中国人所有的剩余能源。此后多年，日本从中国购买能源的现汇是中国重新起飞的最为珍贵的原始积累。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劝说日本人在签中日友好条约时保留反霸条款。
1978年6 月，该条约果然如约协议，这一条款被广泛地认定为是中日共同反苏条 款。苏联的对应是于11月3日和越南签订苏越友好条约。苏联开辟了空中 援助越南的通道，越南抓住机会入侵柬埔寨。
1979年1月，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松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1月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沦陷。
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
战争打响后,中苏关系极为紧张,但是中日美三国因此却迎来了从未有过的亲密无间时期。
证据之一是在中国发起攻势的几个小时后,一 支庞大的美国舰队迅速向北部湾集结,给苏联情报机关造成中美共同作战的假象。
另外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猜测，美国通过其卫星技术向中国提供了苏军移动的珍贵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