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看《长安十二时辰》，对这个叫做“不良人”的神秘势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不良人到底有什么秘密，让我们来看看。
不良人的责任和身份。不良人组织隶属于唐朝的一个基层治安组织。不良人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在清廷看来，不良人的工作，就像是清廷的“番子”一样，“番子专门负责抓捕小偷，赌博，流氓，等等。”《太平广记》里有这么一段话：“贞观时，有位名为李行廉的宰相，其弟李行诠之子李忠，与自己的后妈私通，后来又说自己的后妈被皇上召见，其实把后妈秘密躲到了别处。”不知内情的李行廉去找皇上打听，皇上下旨让长安的知事赶紧去调查。因此李忠和继母策划了一场阴谋，李忠的继母用围巾把他的喉咙套在他的身上，然后倒在街上。当长安知府询问她的时候，她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冒牌货，想要骗她进宫，结果被一个不知名的紫袍男子抓了起来，关了好几日，最后还被掐着喉咙，丢在了街上。事后，李忠心急如焚，私下里给自己算了一卦，却被不良人起了疑心，被抓到了县衙里审问。一开始，他们矢口否认，最后，知府将李忠和他的继母关在了一间牢房里，有人躲在桌子底下，窃窃私语的事情，都被听到了，这件案子才算水落石出。
从这一点来看，不良人的工作就是捉拿小偷，捉拿逃犯，他们需要在底层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将案子破掉。从刚才那个案子里，坏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算命先生身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圈子很大，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人。不良人在古代官僚体制中的职位是很低的，他们都是“吏”。在这个时代，还有很多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一些琐事，并不属于官员，而是属于“吏”一类。这里的“吏”，就是现在我们部队里的科员和科员。“吏”一词，介乎于官员和民众之间，是官员和民众联系的纽带，民众对“吏”的感情，往往比“官”更深。这也是为什么，“循吏”和“酷吏”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有着明显区别的原因。
不良人的身分之谜。然而，在历朝历代的官方历史中，无论是“大谁何”还是“不良人”，都找不到，特别是开元年间编纂的《唐六典》，更是一部官方辞典，对“不良帅”一词更是一无所知。我们要重新审视不良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就必须追溯到唐朝那个“不良人”的社会阶层。唐玄宗时期，武后时，有一位名为“吉温”的无赖，曾为“奸臣纪帝”之徒。他在朝廷里的地位很清楚，就是京兆尹的法曹，按照《通鉴》上的说法，法曹的职责是“司法参军事，掌管逮捕入狱的法律，臧贿”，京兆尹是长安城的总管，所以法曹的职责应该是看守牢房。他对监狱的管理，非常的狠辣。这时，有一位名臣，名叫李适之，他在军中任职，和李林甫争夺权力。李林甫对此深恶痛绝，遂以此为由头，命京兆尹将60名军中官员全部逮捕，严加盘查，以示对上级官员李适之的污蔑，严刑拷打许久，仍无定论。于是，京兆尹派了吉温过来，吉温一过来，就是各种折磨，一时间，哀嚎之声此起彼伏。这些官员们都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向你求情。”随后，他们又对上司李适之进行了各种污蔑，李林甫利用这种污蔑，迅速组建了一座监狱，将李适之拉下了台。
后来，李林甫派人将吉温推荐给了玄宗，但玄宗却说：“此人是不良人，我不要他。”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玄宗那时既已相信李林甫诬陷李适之，当然也不会去猜忌吉温的行为。而且这件事是天宝四年之后，玄宗现在最相信的就是李林甫了，他不可能去调查那些投靠了李林甫的人，也不可能去调查这件事是不是李林甫指使的，更不可能去调查这件事。所以“不良人”这个词，并不一定就是“坏人”这个词。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提升吉温的原因，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曾经是“狱吏”。到了天宝时期，唐玄宗变成了一个崇尚浮华的君王，他最爱和读书人在一起，所以他对那些被琐碎事务所困扰的官员们并不是很在意。因此，从上述的角度来看，“不良人”的本来面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长安的底层官员，他们是一个专门用来抓捕罪犯、破案和看守犯人的低级组织，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持底层的秩序，打击罪犯。不良人品级低劣，又不是陛下的心腹。第二，不良人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位，而是人们对于那些维持治安，抓贼，看守牢房的下级官员的通称，这是人们习惯上的一种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