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汉儒提出的“大一统”学说，经过理论家和学问家历久不衰的诠释，渐至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块牢固基石。“大一统”学说与古代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深度适应是中华民族亘古弥新的生命力的保证。此学说的构建，对于中华民族历来的要统一、不要分裂的理念和互相包容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经济文化和良风善俗的发展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家统一、民族交流与融汇是历代人们赞颂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与“大一统”理念有密切关系。汉儒所提出的“大一统”学说适应时代的需求，泽后世于久远。“大一统”之说源起于《春秋公羊传》，是汉代公羊学家的释经之语。董仲舒将传统的“天命观”予以新的诠释。“大一统”被董仲舒说成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根本大法，认为“大一统”是天地间最习常的规律，是古往今来皆通用的矩矱。这个学说的构建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固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大一统”理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时段的酝酿而逐渐完备起来的。在先秦时期没有“大一统”学说的完备构建，就是到了汉初这个构建也还没有完成。“大一统”学说不仅《春秋》一书里没有出现，就是《公羊传》里也只是露出端倪。“大一统”学说从起源到完备有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春秋》的“春王正月”仅是记时之辞

《春秋》一书载鲁隐公元年之记时，辞语颇为简明，只谓“元年春王正月”，晋儒杜预释此语谓“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将其作为记时之辞，这个说法完全符合《春秋》经旨，也符合周代记时用语的惯例。且西周春秋时期彝铭的记时之辞所言的“王”皆指时王。《春秋》所言“春王正月”，指时王（即周王）所颁历法的正月，即周历之正月。

（二）公羊学家改变了“春王正月”的“王”的旨意

《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出现了重要转变，主要变化是将“王”解释为周文王。这一变更改变了《春秋》记时之语中的“王”的实际所指，其意图在于，认定周文王是周王朝的受命之君，周文王接受天命，即成为接受“天命”的君主的代表。这就将《春秋》一书笼罩上了天命的外衣。由此便可将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推置到天命，公羊家们所提出的三统说、三世说、大一统说，其理论的始点多在于这个“王”指的变更。

（三）董仲舒将“天命”普遍化

公羊学家将“时王”强行解释为“周文王”，总是有些别扭。这个矛盾是由董仲舒解决的。他一方面肯定“受命”说的重要性，指出唯有王受天命，才会达到“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的效果。另一方面，他又将“王”的所指作了重要改动，强调此处的“王”非特指周文王，而是每一个登上大位的君王。董仲舒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董仲舒所言，为继位之君王提供了登上王位的合法性依据。君主继承大位，非是继自某个人，而是受之于天。《公羊传》说的受天命而王者只是周文王，董仲舒则把“天命”这顶帽子普遍化，每一位继位的君王皆可有之，其君王之位皆天命授之。此种神化君主的理论显然十分符合王朝君主的需要。

（四）公羊学家所言“大一统”之“大”意指“张大”“弘扬”

《公羊传》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其所言“王正月”三字如此排列的原因是“大一统”。《公羊传》于此所言“一统”之意是受命之王要统一年、月之序。所言的“大”，意思是“张大”“弘扬”，这里的“大”，是动词，而非形容词。《公羊传》所言“大一统”之意本来是将周王所颁历法推而广之，弘而扬之。从《公羊传》的解说里看不出将“一统”的历法“张大”到历法以外的意蕴。清儒刘逢禄说：“‘大一统’者，通三统为一统。”公羊学家所说的“三统”指建子之月为岁首的历法，称为“天统”，殷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历法，称为“地统”，夏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的历法，称为“人统”。刘逢禄将“大一统”归之于历法的统一，是一个正确的认识。

（五）董仲舒是完备的“大一统”学说的构建者

董仲舒全面地丰富了《公羊传》所说“大一统”的内容，把“大一统”的意义推向极致。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体现了天下万事万物应当一统于天子，且这是穿越古今、贯行天地之间的根本大法。董仲舒所弘扬的“一统”，首先是理论、认识、舆论、文化学术的统一，然后是法度的统一，最终达到国家的统一。董仲舒还将《春秋》之道与“天”系连为一体。儒家所言“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被他完全融入了“大一统”的理念。能够“大一统”者必然是受天命之王，此“王”之本性里已经融入了“天命”，受命之王即代表了天命之“道”。由此，“王道”“王化”不仅有了“天命”之外衣，亦有“天命”之实质。在“大一统”的理念里，董仲舒还提出了君民、天君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民众的意志、行为一统于君而受到约束，君主权威得以伸展张扬，正是“大一统”观念里的要义。与之相配套的有“天谴”说，董仲舒认为君主若有恶行败德，上天就会降灾示警，予以谴责。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天子需恪守天命、恪守天子的本分，受到上天的约束。

“大一统”学说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固皆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可是，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那就是过分强调了事物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事物的特殊性。文化与学术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不必强调完全一致。例如，尊崇儒术是可以的，但将其“独尊”则大可不必，“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建议则更属短见。又如，天下之风俗固然需要倡导优风良俗，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也应当予以重视，不必强求一律。

汉王朝建立以前的长期历史进程为构建“大一统”学说提供了直接的参照模板和准确的历史记忆。早在王朝国家出现之前的“五帝”时代，已经初步有了天下一家的观念。相传黄帝“抚万民，度四方”，颛顼的影响到达“四海”之域，帝喾经营四方，变“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由此可以推知，五帝所影响的区域已经较为广大，并非偏居一隅的小邦小族。

夏王朝时期，保持了五帝以来的传统，其所治理的范围已经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商汤灭夏之后，“诸侯毕服”“平定海内”，扩大了夏王朝的控制范围。殷商时期，对于天下的治理主要采取了“内服”“外服”的制度。在直接管理的王畿地区之外，商王朝皆以“外服”的方式进行交往交融。商王朝对于这些邦国虽然亦有征伐，但主要是采取“服”的策略，通过怀柔招徕让其认同商王朝，服从王朝的领导和管理。

周王朝时期，继续实行“服”制，由近及远地设置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五服”，达到了天下“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的局面。在周代分封制度下，天下统一的局面比之于殷商时代有了长足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王朝之君主由原来的“诸侯之长”变成了“诸侯之君”。在周代分封与宗法制下，天下邦国纳入王服系统中，与王朝有了更多的联系，王朝对于天下的管理进一步强化。商周两代的服制，得以实行并取得巨大成就，关键在于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让天下邦国对于中央王朝逐渐有了更多的认同，有了日益强化的认同，也就有了更多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统一之局面，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天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到了西汉前期，汉武帝登泰山刻石铭功，说当时的天下大势：“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番息，天禄永得。”这种政治统一的局面给汉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董仲舒提出“三统说”，认为：“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他所说的“三代”，即夏商周三代王朝。“统天下”的三代王朝是董仲舒提出“大一统”理念的直接参照。幅员广大的汉王朝的九州一统，使人们有“廓然见四海”的宏大观感。

汉以前的历史积淀与丰富的思想、学术资源，为董仲舒建构新的学说与理论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和发展空间。这些丰富的资源，仅就最高统治者的称谓来看，也是极有意义的理念。“天子”“王”“帝”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代称就表示其是全社会的代表，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天下统一的象征。天下一切权力最终要归之于“天子”或者“王”“帝”。战国时人屡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其思想指向就是天下应当统一，而不是分裂。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战国时人不断有“以天下为一家”的呼声，战国前期的孟子所言天下当“定于一”，战国后期的荀子所言“齐一天下”等，皆为时代呼声的代表。那个时代的社会舆论重视行“王道”，施仁义，反对暴政。虽然诸学派的理解各有侧重而不尽相同，但赞赏“王道”则是一样的。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潮流为“大一统”学说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资源。

董仲舒强调王朝更迭、历史代兴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有道”伐“无道”，而且将是否“有道”作为王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将“道”作为国祚之本，是战国秦汉时期习常的社会观念。陈涉起义时即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口号，可见此种观念之深入人心。

然而，秦汉两代对于“道”的理解是很不同的。秦始皇的治国之道在他多次的泰山刻石中表达得甚为清楚。他在首次刻石里就指出：“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这段文字的关键主旨就是“明法”。秦始皇开宗明义地强调“作制明法”，要臣下和天下之民念念不忘的就是他所规定的“法式”，并且保证这些“法式”垂之永久不会改变，直到“无穷”。在首次刻石几个月后，秦始皇再次刻石明志。除了讲 “法度”之外，还特别展示了“皇帝之功”“皇帝之明”“皇帝之德”“皇帝之土”，将一切“伟大”之辞都加在他的身上。至伟、至大、至高、至尚之人，秦始皇“一人”而已，连“五帝”的功劳也无法与秦始皇相比拟。这次，秦始皇没有忘记讲“德”，然而他讲的“德”，并非人的德操，而是他赐予天下的恩德，连牛马都得到恩泽。

秦始皇认为，只要他的“法式”“法度”悬之于象魏、布之于天下，天下万民就会“莫不得意”。然而，现实并不如此。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都看到了危机，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危机的重点是知识界中人皆信服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于秦始皇醉心的“法式”则不感兴趣。正如丞相李斯所言“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统一天下的时候，“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其威望达到了顶点。然而，不数年间，他却落了个“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下场。原因何在呢？关键在于天下之人对于秦王朝暴政理念的不认同，天下之人盼望仁政，他却一厢情愿地施之以苛刻的“法式”“法度”。

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天人三策之时所言当时社会的情况，亦有秦代那样舆论多歧的苗头。当时政治上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官制的统一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并没有做到社会舆论的统一。儒家所提倡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统一态势，秦王朝只完成了前两者，“行同伦”一项，则远未实现。在一般的理解中，“统一”主要表示政治的、国家的统一，而“一统”则除了政治的国家的统一之外，还须包括文化、思想、习俗、法制等方面的统一。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秦王朝虽然实现了“统一”，但并没有实现“一统”。秦王朝虽然力图以“法式”“法度”一统天下，但却归于失败，进而引起了王朝的分崩离析。董仲舒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以统一舆论为要点的“大一统”学说，就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可以说是十分精准而高明的。

由汉儒提出的“大一统”学说，经过理论家和学问家历久不衰的诠释，渐至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块牢固基石。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导的王朝，抑或是以“五胡”、蒙、满等少数民族为主导的王朝，对于“大一统”学说尽皆喜爱有加。这个理念是天下诸族普遍认可的共同理念，在多元一体中，它正显示了天下精神的一体。它为王朝国家提供了可以涵盖一切的理论框架，正确地指出了王朝国家的历史走向。历代王朝国家所普及的“大一统”理念中的“忠君”“爱国”等思想，成为社会非常认可的理念。中华传统社会的人们无不以生活在“大一统”时代为荣幸，并且甘愿为之奋斗牺牲，反映了“大一统”学说之深入人心。

“大一统”学说与古代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深度适应是中华民族亘古弥新的生命力的保证。此学说的构建，对于中华民族历来的要统一、不要分裂的理念和互相包容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经济文化和良风善俗的发展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原题：《“大一统”学说的构建与中华民族形成进程中的观念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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