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西夏人社区

自蒙夏战争之后，西夏故地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浑都海之乱更是导致西夏旧地的农业陷入崩溃。但随着元朝的建立，忽必烈治下的西夏旧地开始了经济复兴，《元史·董文用传》有记载下列内容：至元改元，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自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文用至，镇之以静，乃为书置通衢谕之，民乃安。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根据元史中列举的至元二十七年的人口普查，以及同时代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记载，西夏地区的人口已经变得较为客观。后世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也记载了元朝中期，西夏故地的农业较为发达。《元代唐兀人研究》一文列举过唐兀人迁出与元朝政府组织的迁入居民，可见大量蒙古人、汉人与色目人均通过元政府主导的移民前去屯田。而在新移民到来的同时，甘肃地区的经济复兴可能也意味着留在西夏的党项族群也很可能出现了复兴。在西夏灭国战争时期发生的残酷战争对党项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存在大批投靠大蒙古国政权的党项人，西夏在蒙元时期位居色目人，地位相比于于契丹、女真和汉人较高，且更受蒙古统治者信任。但元代党项人在这一情况下却未能保持本族文化，大批党项人社会精英迁出了西夏旧地，精英阶层的迁离也使得党项人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些隔阂。许多西夏文人在元代统治下离开了故土，到大都或元代其他大城市任职，这导致了西夏故土的西夏精英出现了流失，使得在西夏时期就汉化了的党项人被汉人和回回同化。元明时期的西夏文资料主要出现在北京和河北保定一带，这里自元初就有唐兀人精英的移民社区。而西夏故土上却鲜有遗迹，这一现象就反映了元代西夏文化精英的迁离对文化传承造成的影响。在元代晚期，许多迁入内地的党项人都迅速融入了汉族社会，因此，大量汉化的党项文人都曾对本民族文化的逐渐消亡表达过惆怅的情绪。而余阙在其作品《送帰彦温赴河西㢘使序》中就曾提到过，很久以前，他对合肥西夏社区的友好氛围感到惊讶，认为这种团结的原因是他们在内地社会突出的民族认同，但后来他才知道他们的家乡也有这样的友好氛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合肥西夏社区的道德风气逐渐恶化，家庭日渐瓦解，亲人不再和睦。他原以为是因为西夏人远离故土，从而失去了那里养成的道德观念，但根据他听到的消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夏旧地，这样的消息令他怅然若失，他在文中写道：自从元朝统一以来，就不再强调用武，反而以“养之以学校而诱之以利禄”，如今过了百年之久，儒学教育日益深入人心，但风俗却日渐恶化，令他不知从何说起。这一“道德沦丧”明显反映出了党项人族群社区原本的文化结构在元朝统治下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迁居内地的党项人加速汉化融入中原社会的同时，在唐兀人的故土上，曾经团结的西夏人族群也正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亲戚之间的关系不再和睦很可能正意味着，党项人族群社区出现了瓦解的苗头。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来自中原和中亚的移民前往甘肃行省定居，西夏时期，关于外来人口的记载较少，西夏国内的民族以党项、汉人、回鹘、契丹这四大民族为主，其中党项与汉人为主体。而到了元代，庞大的中亚回回群体出现在了甘肃。《明史》有言：“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洪武中）居甘肃者尚多。” 这一民族风貌的变化也对西夏党项人群体的文化造成了冲击。

而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在忽必烈时代，虽然当地居民大都是偶像信徒，但也存在一定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口。同时期的列班扫马西行记中也有载，这两位前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士曾在“唐古特之城”受到当地东方亚述教会基督徒的欢迎，并提及“唐古特之民是热忱的信徒” ，这也在一定程度反应了当时基督教在西夏故地的传播情况。与此同时，中亚穆斯林（回回）也以从军、经商等渠道大量涌入河西，至今甘肃仍存有元代伊斯兰传教士的圣墓。可想而知，在失去了西夏时期受国家政权保护的特权地位之后，面对大量外来人口的冲击，元代党项人内部的族群文化结构受到了冲击。元代唐兀人的婚姻对象群体较为广泛 ，因此，外来移民潜在的族群间通婚可能会进一步稀释党项文化。《河西译语》之中所载的充满中亚波斯语词汇的“倘吾特”词典就是佐证。从余阙文中反映出的结果来看，“西夏人”这一群体的内部社群团结至元末时已经受到了严重削弱，无论是在西夏还是在元朝其他地区，党项人都在逐渐与其他民族相融合。元代在甘肃行省有迹可循的唐兀人并不多，最为著名的当属《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所载的唐兀人家族。除此之外，还有《平番县志》所载，在元顺帝至正年间担任庄浪同知，为官甚得民心的明安帖木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唐兀人官员的名字均为蒙古式名字，而肃州碑更是也是汉-回鹘双语碑。这或许也显示出，元代肃州受内亚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厚。二．战争的影响1.元末战乱相较于同化过程较为温和的中原地区，西夏故土党项族群的崩溃也与战乱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迁徙有着极大的联系。早在至正初年，元朝西部边疆就屡屡出现吐蕃叛乱，到了至正七年时，西蕃叛乱已经出现了两百多处，叛军甚至一度攻占了哈喇火州，切断了元大都来自西域的御酒供应。九年时，元廷曾命岐王阿剌乞镇西番，在十二年时，更是对岐王等前去讨伐西番叛乱的将领进行了赏赐，“以杀获西番首贼功，赐岐王阿剌乞巴钞一千锭，邠王嵬厘、诸王班的失监、平章政事锁南班各金系腰一。”但次年，永昌就再度发生了叛乱，锁南班不得不再度挂职平叛。“以甘肃行省平章政事锁南班为永昌宣慰使，总永昌军马，仍给平章政事俸。先是，永昌愚鲁罢等为乱，锁南班讨平之，至是复起，故有是命。”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愚鲁罢的族属，但通过锁南班的记载，愚鲁应该也是“西番”叛乱的参与者。到了至正十四年五月时，河西的西蕃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元廷甚至一度换将，“命荆王答儿麻失里代阔端阿合镇河西，讨西番贼。”，同年十二月，再度下令“命甘肃右丞嵬的讨捕西番贼”，直到至正十五年八月时，元廷仍在命令“永昌宣慰使完者帖木儿讨西番贼”。由此可见，河西地区的西番叛乱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可见直到此时，河西地区的西蕃问题仍未平息。虽然由于史料匮乏的原因，无法探知具体的情况，但在《顺帝本纪》中多次出现的“西番贼”正昭示着此时的河西地区并不稳定。而在至正十九年时，随着红巾军北伐与汪古部灭里起义的双重影响，宁夏河套一带已经陷入了元朝境内的大规模起义之中。《元史》记载，“四月己丑，贼陷宁夏路，遂略灵武等处。”嘉靖《宁夏志》里对宁夏城的变迁史也有相应记载：“元末寇贼侵扰，人不安居，哈耳把台参政以其难守，弃其西半，修筑东偏，高三丈五尺。”周松认为，此处的“弃其西半”很可能正是这次动荡之后的结果，并且这一动荡应当是自元朝初年浑都海战乱结束以后对宁夏打击最严重的事件。此后，虽然元军击败了北伐的红巾军，但陕西行省地区却再度陷入了军阀混战。虽然军阀之间的混战主要集中在关中平原地区，但根据兰州至元二十五年所立的城隍庙碑所言，彼时天水、临洮均在战乱中被攻破，兰州也曾一度遭到围困，直到甘肃行省左丞王德恭与四川兵解围。《元史》中也有载同年“二月戊午，皇太子在冀宁，命甘肃行省平章政事朵儿只班以岐王阿剌乞儿军马，会平章政事臧卜、李思齐，各以兵守宁夏。”可见陕西行省内部的军阀混乱也一度波及到了甘肃行省。

明军突破潼关后，陕西军阀李思齐、张良弼等人一路溃退。洪武二年四月时，明军已经攻占了曾隶属于宋夏边境的兰州，但并没有进一步渡河经略河西。直到洪武五年三路北伐时才出兵西凉。但在洪武三年与洪武四年，凉州的局势依旧受到了明军逼近的影响。许多元朝的官僚与王爵都纷纷向明军投诚，其中甚至还有部分自称由大都经草原返回甘肃的蒙古贵族。《明实录》载，洪武三年八月，“故元高昌王和尚岐王桑哥朵兒只班以其所部來降”，而据宋濂为高昌王和尚（赏）所写的坟记，高昌王和尚正是自永昌路来降的。同时，陕西通志记载：“皇明洪武三年，平定陕西，元永昌路詹事院凉国公搭搭领所部北遁，死。子南木哥挈所部还凉州归。”南木哥来降之事在明实录中亦有载：“洪武四年七月戊辰，故元詹事院副使南木哥詹事丞朵兒只自河西率兵民二千余人来降。”明初于河湟地区设置的众多世袭土司中，很大部分都是这些归降的元将。如南木哥的后代就在明代成为了西宁地区的世袭土司汪氏。在明军于兰州据河而守的这两年内，位于兰凉二州之间的庄浪县或许就此成为了元明对峙下的真空地带。据陕西通志载：“皇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统兵下河西，其县已空。”3.冯胜的远征洪武五年时的西路明军是明朝势力真正进入河西走廊的象征。《明实录》中对这一由冯胜指挥的战役存有详细记载：

戊寅，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至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涼，遇元失剌罕之兵，战败，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百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将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戶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之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次別笃山口，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在传统观念中，洪武五年冯胜直抵嘉峪关的远征是河西走廊归入明朝统治的标志，从地方志到明朝官史无不继承了这一思想，但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量证据表明，在西征结束后，明廷曾短暂放弃了包括河西与宁夏在内的原甘肃行省地区，退守兰州，直到洪武九年之后，明朝的统治才开始重新进入河西和宁夏两地。根据多项史料记载，蒙元甘肃行省的守将执行坚壁清野的战术，强行迁走了大批河西居民，冯胜军抵达时，河西诸城几乎为空城，因此最终放弃了河西。同时期的重要史料，俞本的《纪事录》中对这一战役的结束有着详细的描写，《纪事录笺证》有载：洪武五年十二月，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一文已经提及，《秘阁元龟政要》、《肃镇志》和《五凉全志》等记载声称当时河西许多城市都是空城。此外，万历《肃镇华夷志》也称，肃州在元代时由“哈昝达鲁花据守”，“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讨平之，哈昝掠人民遁入沙漠。”综上可见，在洪武五年的北伐战役中，明军沿途经过的庄浪、西凉州、山丹、肃州等地均为空城，只有甘州路和亦集乃路二地携民投降，但此时元朝在河西地区的首府甘州也仅有八百户吏民。洪武九年前往河西抚慰的明廷使节熊鼎曾上书称：“朶儿只班非有归向之诚，特假我声援，胁服邻邦，为自安计，朝廷宜思制之，急则席卷而遁，虽得其地而无民，缓之则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给其种粮，抚其遗民，以安众心，而以良将参守之。” 此时的朵儿只班恰好占据了今民勤地区的歧宁卫，“急则席卷而遁，虽得其地而无民”之语或许就是明人在洪武五年得来的经验之谈。《纪事录》所载的弃宁夏一事亦有多处文献佐证。洪武三年，明军在沈儿峪击溃王保保之后，乘胜追击，进入宁夏。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宁夏路,洪武三年改为府，五年罢。灵州，洪武三年罢。应理州，洪武三年废州，鸣沙州，洪武初废。陕西通志中将元代鸣沙、应理二州统一标为“皇明洪武初，州废” ，因此鸣沙州应该也是在洪武三年一并废置的。三州在明朝接管后几乎同时废置也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地的人口或许已经不足以维持州级建制，因此只保留了宁夏府一地。而根据“元末弃其西半”这一记载，此时宁夏府的人口或许也并不充裕。由此来看，在洪武五年甘肃行省人口凋敝的背景下，冯胜的弃地之举似乎也显得不足为奇了。此外，在凉州被冯胜击败的失剌罕又于次年二月又率兵侵入庆阳府北部靠近宁夏的槐安寨，而且同月还有“故元将脱脱木儿犯庆阳、保安、会宁等处，延安卫发兵击走之”。庆阳等处直接遭到元军攻击也进一步印证了宁夏地区已被明军放弃。宁夏的旧地方志里也多次提到过洪武五年的人口内迁，《记事录笺证》中就曾引用弘治《宁夏志》，其原文如下：“国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废，徙其民于陕西，九年，命长兴候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立宁夏卫隶陕西行都司，徙五方之人实之。”此外，嘉靖《宁夏志》在叙述宁夏卫城沿革时也有载：“洪武九年，府废，徙其民于长安，改置宁夏卫，迁五方之人实之。”嘉靖《陕西通志》载，“皇明洪武初，立宁夏府。五年，诏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

嘉靖年间的《宁夏志》混淆了废府时间，略过了明初短暂的弃地事件，《陕西通志》则将原因归为“诏弃”，与《纪事录》冯胜的命令相抵触。宁夏当地碑刻也多次记载了这一情况，成化六年的《宁夏重修儒学碑》就有载：“我朝平定天下，改宁夏府，寻以其地密迩戎疆，尽徙其民于内地，置兵卫以守之。”除宁夏之外，嘉靖《陕西通志》还收录记载了西凉与庄浪在明初的修筑记录，据载，庄浪“（洪武）九年，调兰州卫官军守御。十年，因旧县址筑城，设庄浪卫指挥使司，领左、右、中、前、后五所，隶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西凉州“（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率兵至甘肃，凉州境内空虚。九年，开设凉州卫指挥使司”，《大清一统志》也转载了凉州城于“明洪武十年因旧改筑”。可见，在绵延了数年的战乱之后，明朝势力自洪武九年开始，才重新进入宁夏和河西。三．明代的建设1.“复宋”意识对明人的影响“西夏”一词在十六国时代就已经频繁出现在了历史记载中，但与宋代位于西部的“夏国”不同，这一词汇在当时指“华夏文明的西部”。随着当时北方陷入分裂，北方政权往往喜欢引用儒家典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流行词汇“诸夏”来代指陷入分裂的中国。因此，位于华夏西部的凉州就被称作“西夏”，借此和“中夏”、“东夏”等地相对应。在吐蕃乘安史之乱占领陇右之后，“中原王朝应该收复河西”的思想就一直未曾消弭。自宋朝建国以来，这一观念就一直存在，直到南宋时期，这一思想也没有消失。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就曾写过梦到宋军收复凉州的诗句 ，而自宋入元的学者马临端也曾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刊印的《文献通考》中以汉本位思想评述道：在吐蕃入侵后，凉州已经变成了所谓的“龙荒沙漠之区”，和中原王朝有了“夷夏之分”，即便是后来的西夏国也不如五凉强盛。“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然则凉州之地，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伧荒者复数百年。”宋人对失去西夏领土与对凉州沦陷数百年来“少数民族化”的惋惜与对重新统一的憧憬，最终在明朝初期得到了反应。虽然在官方层面，明朝的意识形态一直都是以继承元朝为主，但“复宋”这一蕴含着强烈华夷色彩的思想终明一朝都未曾减少。

朱元璋本人也曾为韩宋政权效力，曾打出过“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 。洪武九年熊鼎上书时也曾称：“西凉，歧宁，汉唐内地不可弃。”从“汉唐内地不可弃”而非宣称继承元朝疆域也是“复宋”这一和华夷思想有关思想的延续。蕴含类似华夷思想的表述在明廷与其他政权交往时也经常用到，如中国佛教徒代朱元璋寄给日本佛教徒的书信中就曾运用过类似的表述：大明皇帝神圣威武，驱群胡而出境，复前宋之故土，中原殷平，边境亦靖。洪武七年八月时，朱元璋给梁王和段氏的两封诏书中也分别提及了“朕当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赐以王号”，“…复我汉人故国…朕命臣僚议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这些表述都与“复宋”思想带来了边界意识息息相关，但相较于“复宋”，更贴近政治现实的“继元”思想才是明初政治思想的主流。在中央王朝的领土变迁方面，“元朝统一了自唐以来分裂的中国，而这一统一被明所继承”的事实以及朱元璋本人对元朝统治的认可使得明朝的统治扩张到了大理和西夏两地。大理和西夏的领土自唐朝中期以来就被中原王朝丢失长达六个世纪之久，而作为元朝政治遗产的一部分，虽然这两地的统一过程较为缓慢，但最终，云南与河西走廊被征服较慢这两个地方曾是独立王国的省份也被明朝纳入了统治。继承元代遗产的同时，明廷也受到了宋代历史惯性的影响。现代学者的论述中也曾提到，“北方民族化”带来的陌生感很可能是冯胜弃地的重要原因，而《纪事录》中记载的冯胜屠河州也与此有关。在推进统治的过程中，明初对这两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在大理段氏势力被拔除后，来自内地的移民与大理国早已深度汉化了的原住民逐渐开始进入民族融合的进程。但在西夏，由于当地土著人口的社会秩序几近瓦解，明政府的统治几乎是跟着驻军和移民在废墟和荒原上推进的。2.碑刻所展现的历史现实两地遗留的明初碑刻中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就元明易代而言，大理故土的碑刻遗存与其内容叙事存在着显著的历史延续性，而在西夏故土，更多确是关于移民重建陌生废墟的记载。就佛寺而言，我们可以在两个地方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大理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就曾提到明初对当地寺院造成的破坏与随后的重建工作“今之法藏，乃赵州知州段信苴详请平老比丘并杨善等，前来钱唐印造三乘大藏之经文，置于本州大华藏寺。至大明圣世，洪武壬戌春，天兵入境，经藏毁之。余等俭岁之中，救得两千许卷，安于石洞。数年之间，切念斯之圣教，唯启半珠，未窥全宝，予等前去滇池，于大悲圆通二寺之中请得五千余卷，将来本郡，合为一藏。洪武二十五年，命工起兹藏殿，以经置之正殿中。”这一故事的脉络清晰，展现了大法藏寺的重建工程，清晰表明了当地土著在重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凉州州城内北门附近的罗什寺就记载了一个不同的故事：《重修罗什寺碑》：“凉州古今边城之胜境，州之北隅，有福地浮屠存焉，其下寺堂基址，瓦磔堆阜，榛莽荒秽，比丘不存，亦不知其寺之名，灰烬久矣。其所废者，岂非天地循环者乎?永乐元年癸未春，鄱阳善人石洪从军张掖，以老弱居凉州。洪性善竭诚，欲葺盖就，命工开浮屠，于顶心得银牌凿字记其额日:“罗什寺”，乃姚秦时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之所建塔寺也。洪日:“此天地循环造物呵护。”于是顶木塔，日化缘于市，州之人见其诚善，趋施之。”罗什寺就在凉州城墙之中，但当从军的南方移民石洪来到这座荒芜的寺院时，他甚至无法得知这处废墟的名字，仅能自己依靠寺院中的遗迹进行猜测，而施舍财物的“州之人”们似乎也不知道这所寺庙的名字。寺名失传的现象恰好昭示了明初凉州存在文化传承断层。根据凉州的天启大云寺碑记载“元末兵燹以后，重为鼎新，爰复古迹，自皇明洪武十六年始，其募主则日本沙门志满也。”根据这一碑刻可以看出，凉州城的佛寺重建开始的相当之晚，且主要是由外来者主持的。除了佛寺碑刻之外，凉州的其他明初儒学碑刻也向我们揭示了卫所草创期间的情景，正统四年的《凉州卫修文庙暨儒学记》记录：“洪武中，设卫置戍，而戍者多南士謪至，子弟相承读书习礼。”成化年间的《重修凉州卫儒学记》也载，“洪武中，始卫所，所厥地恒多腹里之人迁戍。”

这些和宁夏碑刻所叙如出一辙的记录形象的展示了在移民明初建立卫所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这些记录可以看出，河西地区已经失去了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文化传承连贯性，其明初的战后重建主要由移民完成。在元代遗物的保护方面，云南大理及巩昌、秦州一代的元代碑刻保存都较为完善。但上世纪甘肃出土的两个与党项人历史息息相关的元代碑刻，凉州的《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 和肃州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却都是在上个世纪拆城墙的过程所发掘出的。史金波先生曾考证，肃州碑应是在明洪武二十八年扩建城墙时垒入城门的。而上文也曾提到过，凉州卫城曾在洪武十年时曾“因旧改筑”，凉州碑很可能就是在此时被用作城门匾额的。其中，敏公求法功德碑的背面为“通化门”，并署有“凉州卫指挥司立”。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考虑到该地区同时代的甘肃地区普遍存在双语碑刻，这一碑文的背面原本或许也存有其他文字。碑文主人及其后裔在元明易代中的立场也对碑刻的遭遇有着显著影响。《肃州碑考释》提到，同样的汉-回鹘双文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保存完好，其内容还被编入了元史。同样为元代甘肃行省的当地权贵，肃州碑被垒入城墙，而高昌王碑保存完好，或许也与碑文相关家族的后人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表现有关，高昌王和尚投明，享受高官厚禄，而据前文所提的《肃镇华夷志》记载，肃州的达鲁花赤裹挟人民逃入了沙漠，并没有投靠明军，因此其碑文未能得到保护，最终被埋入城墙。但在政治立场之余，两个重要的元朝党项人文物被如此轻易的填入城墙，似乎也正反映了明代居民与元代原住民之间缺乏传承所致。3.明初移民及其生活按照肃州卫的人口普查记录，在洪武年间，肃州人口达到了顶峰，“口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五”，相较于至元二十七年的八千六百七十五和嘉靖年间的九千九百六十三都要高。甘州五卫在洪武中的口数为30883，远高于至元二十七年23987口，山丹则拥有高达12720人的口数。结合明代甘肃镇士兵大量逃亡，常年无法达到洪武年间额兵七万标准，甚至一度不足四万人的记录 ，已经可以窥知明初的移民与驻军的庞大规模。关于明初移民的生活，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曾对永乐十九年时，整洁、繁荣的肃州、甘州二城进行过详细描写，此时距离明廷开设肃州卫指挥使司与州城扩建仅有二十余年。万历《肃镇华夷志》也有记载称：“宋国公冯胜统兵河西，奄有华夏，始迁四方人，以实其郡，习尚错杂，靡有定趋，成化以前，耕无百亩，商多悬磬，婚丧仅足成礼，卒伍苦于板筑。”这段文字形象地呈现出了明初移民筚路蓝缕期间的生活状况。大约在弘治年间造访中国的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在其《中国纪行》中，作者赞扬了中国规划完善、建造整齐的新城市，也提及了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与由军队建造的新街区：“他们从其他城市迁置了几千户居民来定居，其中有手艺人和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他们必须在哪月哪日迁到新区，都作了规定，商店里也准备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所有的街道、住房、店铺、客栈等都是政府出资让军队建造的，住房和店铺都由政府廉价租给老百姓，如果哪家无力购买，拿不出这笔钱，他可以先租赁，租金也很低廉。”甚至作者本人还亲眼目睹了一起明军驱赶蒙古部落并修筑新城的场面。“我曾亲眼见过一个分队和他们的给养，他们是去一个地方建造城市的，有几千辆军车，满载着铁锨、镐头、斧子和武器，如大炮和枪支，向瓦剌沙漠进军，简直像一个移动着的城市，这些大炮和枪支把瓦剌人吓坏了，所以当他们得知中国军队已经逼近时，就放弃了他们定居的有水源的牧地和草场，收拾起盆盆罐罐和帐篷，带着牲畜离开了。他们知道中国人要的是瓦剌人土地，而他们又打不过中国人。瓦剌人除了弓箭以外没有其他武器。”

“中国人为了占据瓦剌土地，就派出数千人装备齐全的军队。不论是水路还是陆地，他们每到一处就根据占星家的建议建起-一个小堡垒或者一个城市。他们如此训练有素，在两三个时辰内就挖好一条沟。几千名士兵不断地倒水和泥，另一-些人筑墙，不管这城多大，两三天之内就完成了各个堡垒和护城墙，并安好城门，然后在那里驻军守卫。城内建筑有住房、市场、街道、广场、庙宇、厅殿、哨所和驿站。在规定的日子那天,各行各业的人和手艺人云集在这里定居下来,住满了这个城市。他们能这样快地建起城墙、堡垒、商店、市场，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墙壁都是用泥土做的。这个军队的素质是工作起来像巨人，表面上像常人，他们不论到哪里安营，住上一夜，就能建起一座堡垒或城市。”在阿里前来中国的弘治末年，任职三边总督的秦纮恰好主持了大规模的筑城工程以应对鞑靼的侵扰，类似的新建城堡或重建古城在明朝资料中多有提及。自洪武九年起，明军很可能就是依靠类似的车队逐步挺进河西，最终抵达嘉峪关。而自永乐以后，虽然明廷曾多次缩边，甚至放弃了亦集乃路，但与此同时，原本空虚的西部边疆却得到了巩固。阿里旅经中国的弘治、正德年间，甘肃镇才始议修筑长城之事，而真正的兴筑是在嘉靖中叶。在防御鞑靼与瓦剌的入侵时主要还是依靠堡垒群而非长城。在这一个延续了两个世纪的西进运动最终随着清朝的统一迎来了结尾，现如今，原本西夏地区的居民族谱大多都只能追溯到明朝移民，而很多城市与乡村的位置也于明朝时期的城市与城堡息息相关。这场西进运动最终奠定了现代河西与宁夏两地的行政格局。参考文献[1]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J].民族研究,1979(01):68-80.[2]马顺平.洪武五年明蒙战争西路战役研究[J].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0(00):6-12+405.DOI:10.16682/b.cnki.scfrn.2010.00.010.[3]周松.元末黄河中游地区的政治形势与军阀集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01):72-80.[4]胡小鹏,魏梓秋.《明兴野记》与明初河州史事考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06):57-64.DOI:10.16783/j.cnki.nwnus.2011.06.011.[5]聂鸿音.河西语：14世纪一种未知的语言[J].语言研究,2020,40(03):107-112.[6]秦永章. 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7]梁志胜.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03):166-176.[8]邓文韬. 元代唐兀人研究[D].宁夏大学,2017.[9]高辉,于光建.元《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考释[J].西夏研究,2012(03):18-22.[10]赵现海.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J].古代文明,2011, 5(01): 77-90+113-114.[11]张磊. 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2019.史金波《西夏社会》李新峰《纪事录笺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国纪行》《文献通考》《陇右金石录》《武威金石录》嘉靖《陕西通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肃镇华夷志》万历《甘镇志》乾隆《平番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