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藏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藏传佛教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又以达赖喇嘛和班禅为尊。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时期。面对日寇的侵略，他们共同抵御外敌，为民族抗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在此之前，二者的关系几度走向破裂，彼此分庭抗礼，水火不容。但是国难当头，双方又能同仇敌忾，合作抗日。

达赖与班禅之间有何恩怨？二位在抗日期间分别有何壮举？

一：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在携手保家卫国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曾有过一段失和的时光。

追根溯源，达赖喇嘛与班禅师出同门，皆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创始人是宗喀巴。

宗喀巴的二弟子名叫克珠杰，关门弟子名叫根敦朱巴，前者为一世班禅，后者为一世达赖。

也就是说，达赖与班禅在创立之初，原为师兄弟关系。几经世代更迭，达赖与班禅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师门情谊。

1652年，时值五世达赖时期，五世达赖赴京觐见顺治皇帝，清帝御赐封号“达赖喇嘛”，并附金册金印。此后，“达赖喇嘛”正式在民间建立声望。

而班禅的正名则姗姗来迟。1713年，清康熙帝为五世班禅举行册封礼，同授金册金印，班禅正式取得与达赖喇嘛相同的政治地位。

达赖与班禅互相念及衣钵传承的师门情谊，总之都能维系和平相处的局面，直到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接班，两个集团彻底分道扬镳。

这和当时内忧外患的复杂政治背景有着莫大关系！

时值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频繁侵略中国领土，西藏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被英国觊觎已久。

无独有偶，同样想将西藏收入囊中的，还有俄国。

针对西藏政教统一的特性，英，俄默契地将达赖与班禅作为突破口，竞相拉拢，谁掌握了宗教话语权，谁就掌握了政治权。

初时，英国拉拢的对象是九世班禅，对十三世达赖则采取强势打压的应对方式。

英军占领拉萨后，十三世达赖被迫出逃，无奈之下，向俄国求援，无果。十三世达赖只好向英国低头，表示愿意“修复关系”。

恰好英国人在九世班禅这里碰了壁，九世班禅坚决拥护清廷的统治，坚决维护领土统一，不愿做傀儡。于是，英国转变策略，转而拉拢达赖势力。

期间，面对英国的挑拨，九世班禅始终明哲保身，尽可能避免与达赖产生冲突。无奈嫌隙已生，十三世达赖对九世班禅心怀芥蒂。

而清廷惯用的制衡术无疑催化了两股势力的分裂。

西藏无论僧众，平民还是贵族，拥护达赖者是多于拥护班禅者的。

为了保持对西藏的全面控制，清政府通过扶持班禅的方式，以达到削弱达赖集团的目的。

因此，清政府曾褫夺十三世达赖的封号，转而交由九世班禅摄政西藏。

九世班禅极力避嫌，婉言谢绝，但英俄的挑唆和清政府的干预，已经让两股势力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决裂。

1923年，九世班禅彻底被针对，先是手下的僧众无故被达赖拘捕，有一人逃回报信，九世班禅预感不妙，匆忙逃亡内地。

果不其然，十三世达赖派出追兵，结果扑了个空。

原本师出同门的达赖与班禅，从此正式走向决裂，沦为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按理说，这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如无特殊情况，不知何时才能和解。

但是很快，一场惨无人道的“九一八”事变让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重新站回同一阵线，那就是——保家卫国，共退外敌！

二：抗日兴邦的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名号，总是被一同提及。

九世班禅的品格称得上是毫无瑕疵，相比之下，十三世达赖总是颇受争议，但不容置疑的是，二位都有一颗爱国心。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举国悲鸣。

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放下个人恩怨，同仇敌忾，共同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

两位主导在南京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这是两人自决裂后，首次以和平的方式共商救国大计。

十三世达赖亲自参与“告同胞书”的书写：“抗日救国会同胞与全国同胞一条战线，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

会后，十三世达赖在第一时间命手底下的僧侣举行诵经法会，超度牺牲的战士，遇害的百姓，并诅咒日本侵略者战败，祈祷中华民族抗日胜利。

他不是战士，他是不折不扣的宗教人士，诵经是十三世达赖最虔诚的抗日方式，他以宗教为生，面对日本侵略者，他能做的，就是拿起最熟练“武器”对抗外敌。

1932年，日军又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致使民不聊生。十三世达赖闻讯后，立刻组织召集西藏各大寺庙共计数十万僧人再次举行诵经仪式，助力抗日胜利。

遗憾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33年，十三世达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拉萨圆寂。

弥留之际，十三世达赖留下遗愿：

要求摄政高僧带领全藏的僧侣，群众举行3次大型法会，其目的还是为抗日胜利祈祷，诅咒日本必败。

自日军的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之后，西藏年年月月日日经幡飘摇，朗朗诵经声不断，这是十三世达赖及西藏全体宗教人士抗击日寇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难未发生之前，十三世达赖曾一度被贴上“亲日”的标签。

在经历政治斗争的洗礼之后，十三世达赖为了自保，产生了地方割据，圈地为王的思想。

首当其冲的要务，就是扩大藏军规模，提升藏军实力，以供自用。

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也并不安分，主动派出日籍高僧亲近，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试图推行“大陆政策”，实现“日藏邦交”。

十三世达赖顺水推舟，通过这位使臣高僧与日本建立联系。并于民国初年，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派遣日本教官赴藏训练藏军。

然而，“亲日”只是他作为宗教主的政治手段，又岂能看不出日本的包藏祸心。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彻底暴露了侵略的本质，面对同胞被屠的惨剧，十三世达赖果断地，积极地投身抗日事业中。

如果说十三世达赖尚且存在争议，那么九世班禅则是舍己为国，抗日救民之典范。

三：抗日兴邦的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是中国近代公认的，备受敬仰的爱国人士。在日军侵华前期，九世班禅的所作所为，堪称功德无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九世班禅是亲力亲为抵抗“文化入侵”第一人。

班禅亲自奔赴蒙疆抗日前线，了解民情，先从民众着手，向群众宣扬中央政策，防止民心涣散。

然后紧急召集各大王公盟长，防止日本对民族上层进行诱降。

身为佛教领导人物，积极组织法会也是九世班禅最质朴的抗日之心的表现。

1932年，日军侵犯热河，九世班禅召集蒙古喇嘛在百灵庙诵佛经，超度亡魂，祈祷和平。

同年10月，又在北平雍和宫太和殿举办大规模法会，为国息灾，祈祷国运昌盛。

1935年9月，九世班禅返藏，途径青海塔尔寺，时值全面抗战爆发前期，日寇犯中华之心愈演愈烈，班禅忧国忧民，又在此地举行法会，为国家人民祈福。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

九世班禅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和悲天悯人的胸怀，命人起草了一份《告西陲民众书》，汉语藏语合璧，书中写道：

“如若不发动全体动员，全面抗战恐不能成功。希望全国同胞团结一致，抵御日寇，此乃关乎全民族生死存亡之大事。”

不仅如此，九世班禅更是再三慷慨解囊，用实际行动从经济层面支援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九世班禅自掏腰包，命人从内蒙选购良驹124匹，赠与国民政府，用作上阵杀敌的战马。

1933年9月，日寇愈发猖獗，九世班禅又向国民政府追加捐赠190匹战马。

1937年10月，抗战如火如荼，国民政府财务吃紧，九世班禅主动认购2万元救国公债，并捐款3万元用作支援前线战士的医药费。

并且，在日寇侵华期间，中国人民不仅要面对战争带来的苦难，还要遭受突如其来的天灾。

1931年夏，一场“四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席卷全国16省，受灾面积多达40多万平方公里，数十万人殒命，百万人无家可归，被国民政府称为“灭世国难”。

此时，九世班禅远在内蒙，听闻内陆遭遇水灾已是9月，他立刻召集全体喇嘛为遇难者诵经祈祷，同时通过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向救灾委员会捐赠1万大洋。

1934年至1935年这一年，天象异常，水旱并发。

先是大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后长江，黄河，淮河流域突降暴雨，再次引发洪水，蔓延8个省，共计14万余人丧生。

此时，身在南京的九世班禅不忍看百姓受苦，先向捐难民收容所赠200元，用于补贴施粥的费用。

又捐款3000元，委托蒙藏委员会换购米票，再进行分发布施，确保灾时百姓能吃得上饭。

九世班禅还嫌不够，又委托国民政府官员代为调查受灾最重的地区，在得知湖南，湖北灾情最甚之后，捐出半数私人财产，用于赈灾。

1937年上半年，四川大旱，粮食颗粒无收，饿殍遍地。九世班禅是出了名的大善人，这次是班禅驻成都办事处主动来电求援。

从1931至1937，整整六年，华夏土地天灾人祸不断，九世班禅散尽家财，悉数用于抗日和赈灾。

四川大旱之际，九世班禅已算不上富裕，但国家有难，他再次慷慨解囊，又向川灾救济协会捐款2000元。

在此期间，因国力全部集中于抵御日寇侵略，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慈善公益事业，九世班禅一力填补起这方面的空白。

有了班禅的资助，医疗，佛教，文化教育等行业起死回生，医院，学校，寺庙纷纷拔地而起，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民生。

同时，在战争与天灾并存的特殊时期，九世班禅利用自身地位，最大程度地为人民百姓争取实际利益。

民国各大风云人物，如段祺瑞，孙传芳，吴佩孚，戴季陶，许世英等人，皆邀请九世班禅主持法会，借助班禅大师的社会影响力筹得善款，用于赈灾和抗日。

1937年12月，九世班禅病重不治，在玉树圆寂。

此时全面抗战刚刚拉开帷幕，班禅临终前，仍常常问询“战事如何”，“我军可否胜利？”

并嘱托座下弟子将西陲宣化使公署存放的大部分武器献给中央，共救国难。

1939年9月，班禅行辕将九世班禅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派遣教内高僧亲赴山西，重庆前线，慰问前线战士，并捐款5000元医药费聊表心意。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的精神感召下，在整个全民族抗日期间，民间涌现出一股特殊的抗日武装——爱国僧侣抗日团体。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寺庙，皆出家落发为僧，但面对凶残的日寇，他们拿起武器，英勇搏斗，或保一方百姓安宁，或协助前线战士作战。

提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那段失和的岁月，是绕不开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是清末民初复杂时代背景造成的“闹剧”，掺杂了太多不可控的外力干扰。

但国难当头，日寇发起侵华之际，二位高僧必当同仇敌忾，联手抗敌。

因为无论身份地位，无论政治立场，无论宗教信仰，爱国之心才是全中华儿女最宝贵也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共勉。

参考资料：

《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慈善活动及影响》

《达赖，班禅互为师徒关系考析》

《1906-1908日本当局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触》

《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再探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