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窗邀华月首发|明窗邀华月

1949年3月的一天，北平阜成门外武定候胡同。

协化女中17岁的学生王曼力悄悄的离开了家，拦住了一辆三轮车。

车夫说大风天拉车起步价要8角钱。

王曼力口袋里只有3角钱，她对车夫说自己要去旃坛寺参加解放军，付不起8角钱。

结果车夫没收钱便将她拉到了南下工作团驻地。

王曼力参军了，与她同一间宿舍的，有北平蒲伯阳医院院长的女儿蒲以祥，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

而王曼力的家世也非常显赫，父亲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在国内的职务是中长铁路中方局局长。

（中长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长1481公里，为沙俄建成，1952年以前由中苏共同管理，之后移交中国）

在旃坛寺，这几位名门闺秀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新身份——“南下干部”。

王曼力等人参加南下干部团的行动，源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战略性决策。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中共中央估计：新解放区及各大城市共需干部5.3万人左右

也许你还不清楚，1948年的9月8日，全国是个什么形势。

此时平津战役还没有人敢去想象，因为北平的傅作义正紧张的策划着一次军事行动，计划一个月后偷袭石家庄直捣西柏坡。

此时华野的粟裕，正对着墙上的济南战役地图陷入深思。10天之后济南战役中取得完胜，但粟裕的围点打援计划却未能如愿，手中那支打援军团下一步如何使用。粟裕在发往中央的那篇著名电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淮海战役”的概念，此时离战役开打，还有2个月。

唯一在会议闭幕前一晚，于9月12日开打的辽沈战役，也根本未到分出胜负的时刻，直到浴血鏖战一个半月后，在塔山狙击战中笑到最后的东北野战军才发现胜利的天平已慢慢倾向他们。

9月8日的中共中央，却着重讨论了新解放区的干部培养问题。

作为一名党史军史爱好者，每次研读到这里，我就不禁由衷的赞叹一句——天命所归！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

《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下工作团开始组建。

随之出现的是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光从军队内部和解放区地方干部抽调肯定不能高质量的完成这一任务。

因为，有文化懂城市的干部在当时非常奇缺。

于是，经中共中央批准，招收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和各种专门人才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

文中开头的一幕，王曼力便是看见了启事后，不顾母亲反对，毅然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南下干部队伍中间，还有一个来自山东解放区的瘦高青年，他的名字，叫焦裕禄。

南下干部是由解放军、解放区干部、地方院校学者学生共同组成。

是党中央第一次采取面向社会大规模招聘，参与新中国治理的人才工程。

其本身的时代意义与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史册。

招聘人才治理国家，也标志着党的干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因为战争年代那种，通过战斗成长的干部培养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国家治理的这一需要。

而从地方学校招收学生，再集中培训，然后统一分配到新的岗位，然后再工作中成长选拔。

无疑是一种极其成功的，性价比最高的模式。

你们知道吗，南下干部前几年是实行供给制，只包食宿，没有工资，但他们创造出的历史业绩，是无法估量的。

例如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南下干部”纵队先在丹阳进行了集训，制定接管方案。 5月28日，简单举行了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中共上海市委与接管会即开始办公。到6月2日，在短短数天之内，上海市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党务、行政等各个部门单位均顺利被中共接管。整个上海市政权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稳健。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工厂复工，水电未停，人民生活也未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很多敌对分子狂妄叫嚣着:“共产党打得下上海，但是管不了上海”的预言也随即迅速破灭。

放眼现代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企业或集团，能用如此低廉的薪酬聘请到如此优秀的群体创造如此硬核的业绩。

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

如今，“南下干部”已成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而通过中央发文，指定人才需求，招聘地方学生进行培训，然后分配工作，再将其中的优秀人才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

这种干部生成培养模式，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这一模式，便是流淌在今天公务员群体中的一个热词——选调生中的红色基因。

时间到了1965年，国家高教部党委根据刘少奇同志建议，就分配一批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问题，向中央递交报告。

中央起草了《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及时批转各地研究执行，全国选调生工作由此开始。

可惜，之后的那个特殊年代，这项工作陷于了停滞。

但从中不难发现，此时中央高层再一次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开国元勋们集体进入花甲之年，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选调生工作当时虽然暂停了，但这套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操作模式，却并未过时，所有的沉默只是在等待那一声春雷，那一个属于春天的故事。

未完待续，后续内容——

二   转折——春天的故事（1980——1986）

三   争锋——抢夺人才制高点的干部政策（1990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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