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正月，因“衣带诏”事件事发，曹操亲率精锐大军直扑徐州进攻刘备，刘备兵微将寡，力战不支，徐州岌岌可危。袁绍的谋士田丰见曹操倾巢而出击刘备，许都必定空虚，于是劝其主公乘虚袭击曹操后方，直捣其老巢，必能大获全胜。袁绍是个多谋寡断 、首鼠两端之人，他以幼子患病、自己心烦意乱为由拒不采纳田丰之计，田丰用拐杖敲地，叹息说：

“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 ！

对于此事，后世史家大都认为袁绍老迈昏聩，又生性见事迟缓，还因溺爱生病的幼子而忧愁烦闷，最终耽误了攻破曹操之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确实非常可惜。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船山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其著述《读通鉴论》中阐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

船山先生认为，袁绍早年即跻身“西园八校尉”之一，参与过诛灭十常侍之乱、讨伐董卓之役、后又与曹操争夺天下，经历复杂，深谙权术，这样一个手握重兵、戎马半生的大军阀，为人行事绝不可能如此简单。

作为一个拥兵自重、精通权术的大军阀，袁绍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爱子得病而放弃灭曹之良机，即使他自己不能亲自率军出征，大可以委任一员大将统兵前往。当时袁绍盘踞冀州（河北），兵精粮足，麾下有得是良将：颜良、文丑、张郃、高览、淳于琼、韩猛、蒋义渠、鞠义等等，哪个不是武艺绝伦、骁勇善战的狠角色？ 著名的谋士也不少：郭图、荀谌、审配、许攸、辛评、辛毗、田丰、沮授等等，那个不是足智多谋、料敌如神的智谋之士？当时曹操大举进攻刘备，后方空虚，袁绍若能抓住机会，派一大将配一谋士统兵奇袭许都，或能毕其功于一役，亦或也就没有后来的三国争霸了。

但袁绍没有采纳田丰建议，没有这样做。袁绍不这样做， 幼儿生病致其心神大乱或许只是借口，应该是另有原因的，而田丰并不清楚其中的玄机。

王夫之以哲学家的独特视角把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方面加以剖析、探讨，即分别从袁绍、刘备各自的角度、立场来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王夫之从袁绍的利益盘算来分析问题。彼时曹操空国而出攻伐徐州，如果袁绍趁虚而入，直捣其巢穴许都，则——

“（曹）操军必惊骇溃归，而先主（刘备）追蹑之” 。

那样的话，跟在溃退的曹军身后紧追不舍的刘备就很有可能一鼓作气歼灭逃敌 ，并乘胜攻入许都，入许都的刘备就会继续仿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替代曹操成为袁绍下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是袁绍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活报剧，且大概率会上演。

因此，袁绍决定采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也可以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策，拒不出兵救援刘备，企图等到曹、刘双方打得精疲力竭之时再出来收拾残局，当那个坐收渔利的渔夫。这和从前司徒王允与董卓余党李傕、郭汜在关中苦战，当时的袁绍也不出兵助王，而是趁机在冀州攻城略地、扩大势力范围的做法如出一辙。

其次，从刘备势力一方来分析，船山先生也认为他当时的举动也有私心。当时，袁绍的力量远远强过曹操，这点刘备也心知肚明。刘备也是精于权谋的人，他判断袁绍不日就会发兵南下，渡过黄河后袭击许都。不论是从政治还是从军事上考虑，他毫无必要这么早就竖起反曹大旗，实力也不允许他这么做， 这样做的后果是把曹操的精锐主力都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凭自己这点兵马，这时起兵反曹或许就是引火烧身，定会遭受灭顶之灾。

刘备与陈登、糜竺、孔融等商议后，决定等袁绍大军渡过黄河后，“进黎阳、围白马”，与曹军主力对峙、相持；待“ （曹）操战屡北（屡战屡败），军粮且匮，土山地道交攻而不容退”之危急时刻，趁袁、曹打得不可开交、处于下风的曹操无暇他顾时，自己再举兵反曹，就可以很轻易地直捣许都了。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曹操势力就必须在官渡被袁绍集团所击灭，但那那刘备即使乘虚进入了许都，控制住汉献帝这个傀儡皇帝，也无法像曹操那样号令天下，因为挟持献帝这个空头人质，必也无力抵御袁绍大军的步步进逼，或许会重蹈设谋诛除董卓的司徒王允之覆辙，被董氏余党李傕、郭汜杀害 。

对当时的刘备来说，只有尽早起兵反曹，建立大的功勋，才能在政治声望上力压袁绍，获得天下人的支持与拥戴。

综上所述，船山先生细究史料，抽丝剥茧，认为刘备也是有宏图大志之人，虽然当时实力不济，但也绝不会诚心诚意与袁绍合作、只想着拼死抵抗曹操的攻伐甚至彻底消灭曹操势力而放任袁绍一骑绝尘、纵横天下。

袁、刘二人貌合神离、彼此猜忌、牵制，遂给了曹操可乘之机，使他得以从容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急攻先主（刘备）而缓应（袁）绍 ”，先集中力量打击、摧垮刘备而暂缓攻击袁绍，击溃刘备后再回过头去收拾袁绍，先后击败了刘 、袁 ， 确立了自己中原霸主的统治地位。

在曹操统兵大举进攻盘踞徐州的刘备时，袁绍、刘备各有打算，但都是只能深藏于胸内而不可告人的“阴计”，田丰仅仅从军事角度去思考对策，不了解袁绍、刘备内心不能明说的小九九，还想劝袁绍乘虚直捣曹操身后，想用动人的言语打动袁绍，事后还以为袁绍是个挂念儿女情长的俗子，难怪他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