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时代日本对满清的担心：同时自诩亚洲的“第二个罗马：

满清统一中国引起了日本人的焦虑。熊泽蕃山(1619-1691)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武士，他因为致力于使日本适应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而名闻遐迩，而当时的学者更倾向于正统的程朱理学。道学最初在宋代经由禅宗传入日本，这些僧侣是和镰仓(1185-1333)政权有关的。

其后，在丰臣秀吉(1536-1598)入侵朝鲜期间，将一些朝鲜儒者赶到日本，他们给日本传来了最新的道学思想。熊泽蕃山在1686年《大学或问》里公开讨论，面对越来越近的满洲入侵压力，日本将如何在战略上采取适当对策，并且他说，日本的准备实际并不充足。起初，没有人正视熊泽蕃山的讲学，但德川政府也怀有同样的忧虑，他们担心满洲军队会跨过黄海，就像当年的蒙古人那样。

1674年，德川政府就已经让林鵞峰来评估满洲统一中国对日本的威胁。林鵞峰刚被任命位于江户的幕府私塾的老师，后来以先圣殿闻名。他的父亲林罗山(1583-1657)是德川初期两位主要的程朱理学大儒之一，先圣殿就是他于1630年创建的。

在足利—室町时代，类似的外事讨论会交给镰仓五山寺的佛教僧侣，他们中文娴熟，能够阅读用古奥文言写作的文章。16世纪的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日本，一直是佛教僧侣拥有诠释特权。

汉文抄本在著名的五山寺里辗转流传，在这裹，佛学和道学齐驱。在一个由武士支配战争、由贵族血统和贵族品味主导社会上层的时代，足利—室町政府依赖这些佛教僧侣来维持与明朝的官方往来。在1466-1477年间，应仁之乱扩散到各地，所以，京都主要的寺庙都被焚毁，僧人被遣散，镰仓时代的禅僧开始?失去他们的文化影响力。

德川时代出现了出身平民的儒者，林罗山和林鵞峰代表了这个在日本政治和社会上新兴群体的开端。许多人像林罗山一样，起初也是僧人，但16世纪战国时代佛教地位下降之后，他们转而以讲习儒学为业。他们能够熟练地读写汉文，因而德川幕府依靠他们来了解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局，而不再依赖那些僧侣。

林鵞峰完成他评论中国变局的著作之后，将之名为《华夷变态》。林鵞峰在序言中指出，因为满人入关，中国已经从“华”沦为“夷”了。曾以文明优越性自居的明代中国，被落后的满洲人打败了，对林鵞峰等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文明优越性已经明确让位于日本，他们并未提到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也曾经失败。

总是制造麻烦的武士儒者山鹿素行(1622-1685)，曾因公开反对程朱正统而短暂入狱，他也宣称满洲入主中国意味着日本比清代中国优越。与总是能够战胜外国入侵的日本相比，中国则是屡屡被蛮夷所征服。

山鹿素行认为，满洲不过是一系列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最晚近的一个而已。

日本人对于天皇血统万世一系的信仰也成为了日本优于中国的理由，他们对日本民族神圣起源的信仰被用来说明天皇血统的世系牢不可破，其祖先一直追溯到“天照大神”。山鹿素行总结说：“本朝传自天照大神，帝国的世系正统至今从未改变。”(山鹿素行《山鹿素行集》)

与山鹿素行同时代的浅见䌹斋(1652-1711)，在公开出版的《中国辨》一书中，浅见否认中国具有“中国(the Middle Kindom)”地位。他论证说，欧洲人带来的新地理学揭露了中国中心观的虚假。

对一些人来说，日本现在就是亚洲的“第二个罗马”，但是，德川政府并不敢如此自负地采取行动。丰臣秀吉16世纪90年代入侵朝鲜(1592-1598)的惨败，仍然沉重地压在幕府将军们的心头。

满清军队于1627年、1636年入侵朝鲜并于1644年入主北京之后对日本所造成的威胁，好像要引起德川日本和清朝的直接对抗。事实上，许多在日本的明遗民，比如朱舜水(1600-1682),就曾经大声疾呼德川幕府去援助南明政权。

德川幕府也不承认朝鲜属于中国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因为日本希望比朝鲜优越，而不是与朝鲜一样居于清朝之下。这就产生了一个小型的、以德川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这就是为什么朝鲜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而日本却没有派往汉城的使团。

直到19世纪，除了琉球，朝鲜是惟一与日本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外国，它总共派出十二个使团前往江户。在1634-1806年之间，琉球一共派出了十五个使团，不过，对于日本人来说，琉球只不过是鹿儿岛藩的附属而已。

那种在明代把中国视作文明开化而日本是夷狄的观点，到了德川时代却变成了日本优于清廷中国，这场发生在17世纪的思想转变，在随后的著述中变得更加普遍。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白天以中国的古药方来谋生(日本人称之为“汉方”)，这样他就能在晚上为国学信徒们所开的课程中攻击儒学。

如果德川日本想要成为“第二个罗马”，那么，它就必须证明其人民掌握了儒学，“儒化”程度也超过了中国?人。此时，尚未出现让中国人和日本人真诚相信的“西学标准”。#妙笔生花创作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