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舍生取义”到崇祯疯狂吐槽，儒家的忠义，如何一步步破产？

号称儒家三礼之一的《礼记·冠义》有云：“故孝悌忠顺之行立，然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由此可见，作为中华文化之象征，引领着中华文明礼仪的儒家，在规劝世人孝悌忠顺的同时，暗藏了自己“险恶之用心”：治天下之人，然后自己就可以称王为君。

那么如何治人呢？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教民怀德”，何为德呢？《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给了定义：孝敬忠信为吉德，是高层次的德。

春秋感天地泣鬼神之忠义：要离杀死全家成全忠义，孟子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对照《礼记》中的“孝悌忠顺”，可见二者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如何培养民众对自己顺从的忠心，是治人的关键环节。如何让百姓甘于顺从、忠于自己，将其上升为高层次的好听的“德”，方为上策。

所以说，对于古人而言，能力强弱不重要，本事大小不是事，最重要的是能有对主子无比“忠顺”的“吉德”。在此奴化思想的主导之下，孔子主导的儒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在王朝尚一息尚存之时主张对君主的绝对忠心是德，为此，孔子十分称颂周文王，因为他握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实力，却依然事殷商为正统，这就是难得的忠顺之德，故而孔子常说文王之德乃是至德。

另一方面，当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新王朝功成名就之时，儒家又主张立马归顺新王朝君主，为此，儒家弟子“世修降表”以示臣服，也被视为“吉德”。

用科学平等的眼光去看，儒家所谓的“德”前后矛盾。但站在儒家“双标”立场完全能够解释：前面的德是站在旧王朝角度，对他们忠顺当然是至德；后面的德是站在新王朝角度，修降表表忠心，自然也是吉德。

但是让他们狡辩不了的是：若标准唯一，不论是站在旧王朝角度还是站在新王朝角度，孔子主导的儒家就是前后矛盾、不忠不孝表现之典型。可惜，至今还是有人相信儒家双标名场面。

言归正传，正是因为古人只倡导忠心，并不在乎逻辑方面的前后矛盾，因此“忠”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了贯彻自春秋以来的整个王朝更迭时期，前后历经3000年之久。

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忠”确实惊天地泣鬼神：在孟子“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感召下，无数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忠勇之士以牺牲全家之代价，来博取别人“忠”之美名，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最具典型的是要离之死忠。因为为了帮助吴王阖闾铲除后患、巩固政变得来的王位。头脑简单的莽夫要离便自告奋勇献出苦肉计，让吴王阖闾杀死自己全家、砍掉自己一只胳膊，制造二人不共戴天的假象后，投奔阖闾的死敌庆忌。

庆忌同样不信，奈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再加上要离一只胳膊为证、憨态实诚，由不得他不信。在试探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之后，庆忌终于对要离放下戒心，邀请要离一起饮酒。

时机成熟，要离拔出了别在腰间几年的匕首，刺向了庆忌。庆忌睡梦中惊醒后目瞪口呆，但见要离如此忠义，居然感动不已让人放过要离。此时的要离突然后悔，拔剑自刎。

明朝末期：对于臣子的不忠，崇祯疯狂吐槽。从“舍生取义”到崇祯疯狂吐槽，儒家的忠义，如何一步步破产？

如此忠义治人，相信每个帝王都会求之不得，但事后想来：似乎也太不值得。仅仅为了一个人的王位，就牺牲全家帮他消灭政敌。况且这个人的王位也不过是政变得来，本就不光彩，值得自己付出这么大的忠吗？

所以说，尽管要离之死忠确实令人敬佩，但后世的评价并不高，可见要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家人奉献出去了，自己的“杀身成仁”名声也没捞着。

正是因为“死忠”很有可能剑走偏锋变成了“愚忠”，因此但凡有思想的读书人便不会一棵树上吊死，选择了别具一格的“忠”。

比如唐太宗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清楚明白地表示：自己只忠于社稷，不忠于君王。所以请陛下称自己为良臣，而非忠臣。

明朝末年，深受儒家忠义思想影响的崇祯皇帝以为高举道德旗帜，便能换取臣子的忠心。于是上任之后果断罢免了形象差的阉党头子魏忠贤，转而重用天天将道德挂在口中的东林党。

等到李自成大军攻打需要军饷之时，崇祯以为这些东林党会忠于自己忠于大明。不成想他们早就有了自己的小九九：想着明朝“气数已尽”，李自成建国之后“修降表”，自己就是新朝的忠臣。

故而崇祯一把鼻涕一把泪恳求东林党人捐款保护社稷，结果无一捐助。心念成灰的崇祯这才醒悟过来：原来终于大明的还是魏忠贤，于是在厚葬了魏忠贤之后便忍不住对着东林党破口大骂，然后一缕白绫吊死在了歪脖子树上。

从“舍生取义”到崇祯疯狂吐槽，儒家的忠义，历经2000年的封建社会之所以逐步走向破产。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教义的双标和前后矛盾，给执行者带来了钻空子的空间。另外，这种仅凭个人感情上脑的愚忠行为，没有经过深入分析论证，非常不科学，破产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