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四册）纪事本末（581）】1959年，毛泽东66岁。
1959年7月2日一8月1日，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称庐山会议。
初到庐山，诗意盎然1959年7月1日晨，毛泽东在九江下船登岸，乘汽车上庐山，住180别墅（美庐）。上午，同林克读英语。其间谈到李白的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和苏轼的诗《题西林壁》。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
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
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苏轼：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同日，毛泽东作《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第一阶段，继续纠“左”7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杨尚昆出席。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
关于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除在六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十四个问题外，又增加了四个问题，共十八个问题。
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讨论以上问题，然后再开两三天大会，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涉及如下18个方面：
一、读书。二、形势。 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 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关系。十二、公共食堂。十三、学会过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国际问题。
同日，庐山会议印发《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和分组名单，分为六个组：华北组，华东组，华中、华南组，西南组，西北组，东北组。华中、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其他五个组的组长分别为该协作区的主任林铁、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欧阳钦。
7月3日晨一时，阅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并做批示。晨一时半，对已印发会议的《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作修改，修改后共十九个问题。
7月5日下午，游览庐山仙人洞。
7月9日晚八时，同周恩来谈话。同日晚九时余，在庐山住处会见贺子珍。
当时情形，据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回忆说：
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180号院。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号、9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
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号院楼下台阶边。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编者注）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了主席。
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
水静同志说：“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
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
又说：“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
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7月10日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以及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
关于形势问题，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
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对这些党内外的议论，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特别是公布了四大指标， 自己设个菩萨自己拜。
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他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关于总路线，他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
关于人民公社，他说：
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站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
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人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得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的确在跃进中有很大的虚名。
关于片面性问题，他说：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
（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
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
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腎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
他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
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关于报酬问题，他说：
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革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建设也要有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关于宣传问题，他说：
什么时候转，如何转，还要讨论一下。有人提出上海会议是一个机会，可以转，但那时指标很难说，改了还会被动。是否这四个指标索性就不讲，明年腰杆子硬起来再说。实际工作上我们逐步采取措施，取得主动。
同日，指示由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庐山会议纪要（后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