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庆前夕，抓获两名间谍，破获＂炮轰天安门＂大案
1950年9月26日，北京城内一片祥和。距离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仅剩4天，天安门广场上彩旗飘扬，工人们正在紧张布置场地。然而就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下，一场惊天阴谋正在酝酿。当天深夜，北京市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侦查处科长曹纯之带队，分别在甘雨胡同和北京军官会附近，同时抓捕了两名可疑人员。从他们住处搜出的东西，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一门迫击炮、数把手枪、大量炮弹，以及一张标注详细的天安门射击图。这两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何要在国庆当天实施如此疯狂的计划？
秘密联络者的真实身份
1950年的北京城，表面上一派祥和，实则暗流涌动。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一个由各国间谍组成的庞大情报网正在秘密运作。而这个网络的核心人物，正是李安东和山口隆一。
李安东的真实身份是意大利籍军火商人。在1919年，他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便以航空使节的身份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李安东看准时机，在天津开设了一家名为＂意亚公司＂的军火贸易公司。这家公司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情报交易网络。
在天津的英租界，李安东的公司门庭若市。他不仅与各路军阀有着密切往来，更是与日本特务机关建立了紧密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安东迅速与日本特务机关展开合作，成为了华北地区最大的情报掮客之一。
在日本投降后，李安东又迅速转投美国怀抱。1948年11月，他向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递交了一份密件，表示愿意为美国效力。这一密件，成为了他日后命运的转折点。
而山口隆一的经历则更为隐秘。这位1905年出生于东京的日本人，曾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1938年，他受日本海军部委派，以华北航业总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的身份潜入北平。表面上负责航运事务，实则暗中搜集华北沿海的军事情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并未返回日本，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北平。他凭借着流利的中文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成功隐藏了自己的特务身份。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这时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建立了联系。
1949年底，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人在一场私密晚宴上首次相遇。这场由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包瑞德精心安排的晚宴，为他们日后的合作埋下了伏笔。包瑞德向他们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建立一个专门针对新中国的情报网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开始频繁接触。他们选择在北京城内的各个茶馆、咖啡厅秘密会面，交换情报。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两个商人的寻常会面。殊不知，每次会面都在策划着一个惊天大案。
两人各自发挥所长：李安东利用其军火商的身份，暗中储备武器弹药；山口隆一则凭借其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经验，负责情报搜集和现场勘察。他们的合作，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跨国间谍网络。
这个网络不仅包括了他们两人，还涉及到了多个国家的特务人员。他们利用各种掩护身份，在北京城内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其中包括一些看似普通的商铺、咖啡馆，甚至是外国使馆内的某些工作人员。
阴谋的策划过程
1950年初的北京，寒风凛冽。在东交民巷一处僻静的洋房内，一场不同寻常的会面正在进行。李安东坐在红木圈椅上，桌前摆放着一份详细的北京地图。对面的山口隆一正在仔细研究着地图上标注的路线。
这次会面的导火索，是一封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密电。密电中提到，新中国即将迎来建国一周年庆典，要求他们在这个重要时刻制造轰动效应。在接到任务后，两人立即开始了周密的策划。
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选择了多个隐蔽的联络地点。其中包括东单的一家咖啡馆、西单的一家古董店，以及前门大街上的一家茶馆。每次见面时间都不超过半小时，且从不在同一地点连续会面。
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山口隆一发挥了他的特长。作为前日本特务机关的成员，他对情报搜集工作驾轻就熟。他伪装成游客，多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实地勘察。每次勘察，他都会携带一本速写本，假装在写生，实则在记录周边建筑物的高度、距离等关键数据。
与此同时，李安东则开始准备武器装备。他利用以前军火商的身份和人脉，从各个渠道收集武器零件。为了掩人耳目，这些零件被伪装成机械配件，分批运送到他在甘雨胡同的住处。
在反复论证后，他们最终选定了一门82毫米迫击炮作为主要武器。这种炮的射程能够覆盖整个天安门城楼，而且体积较小，便于隐藏和转移。李安东还特意找来一位退役炮兵，对武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调试。
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是确定射击位置。山口隆一绘制了多份天安门广场的详细地图，每一份都标注了不同的射击点位置。经过反复比对，他们最终选定了距离天安门城楼约800米的一处民居天台作为射击点。这个位置不仅视野开阔，而且便于撤退。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人还制定了多套备用方案。他们在北京城内设置了几个秘密的武器库，分别存放着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同时，他们还在城内外规划了多条撤退路线，并准备了假证件和易容工具。
随着国庆日临近，计划的细节也在不断完善。山口隆一绘制了一份极其详细的天安门射击图，上面不仅标注了射击角度和弹道，还根据不同时段的风向和气温做了相应的参数调整。这份射击图后来成为了他们罪行的重要物证。
在行动前的最后准备阶段，两人开始测试通讯系统。他们使用了一套特殊的暗号体系，将关键信息隐藏在普通的商业电报中。同时，他们还在北京城内布置了多个情报联络点，负责收发信息和观察警方动向。
神秘的半张名片
1950年9月的一个清晨，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上，一艘来自东南亚的邮轮缓缓靠岸。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一个身着西装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此人正是前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包瑞德。
在香港停留期间，包瑞德并未与任何人直接接触。他只是在一家咖啡馆里坐了半天，与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士短暂交谈后便离开了。这位女士就是后来案件中的重要人物程娜。
程娜带着包瑞德交给她的半张名片回到北京。这张名片经过特殊处理，将一串数字和字母巧妙地隐藏在纸张的纤维中。看似普通的名片，实际上是一份包含重要信息的密令。
程娜回京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妹妹程梦。程梦是北京一位钢琴教师，她的授课对象中就包括了案件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哲立的妻子霍尔瓦特·伊美娜。在新中国成立后，霍尔瓦特·伊美娜就离开了北京，却将一架昂贵的钢琴留给了程梦保管。
这架钢琴成为了间谍网络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表面上，程梦是在为霍尔瓦特·伊美娜保管钢琴，实际上这架钢琴成为了传递秘密信息的掩护。每次程梦都以调音为由，让不同的人来＂检查＂钢琴。
然而，程家姐妹的这些举动早已被公安部门注意。便衣警察发现，每当有人来＂检查＂钢琴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必定会有所行动。这个看似简单的钢琴保管，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情报传递网络。
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出了专门的侦查小组。他们在程家姐妹家附近秘密布控，记录下了每一位来访者的行踪。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侦查人员逐渐摸清了这个间谍网络的运作方式。
公安人员发现，每当有人来检查钢琴后，必定会有一封加密电报从东单邮局发出。这些电报表面上是普通的商业往来，实则暗含特殊密码。更令人警觉的是，这些电报的收件地址都指向东京的一家贸易公司。
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公安部门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首先找到程家姐妹谈话。面对确凿的证据，程家姐妹道出了真相：包瑞德离开北京前，曾委托她们通过这种方式与留在北京的间谍网络保持联系。
这半张名片不仅成为了联络的信物，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载体。公安技术人员经过仔细检验，在名片的纤维中发现了一串微型数字，这些数字正是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行动计划的关键密码。
随着调查深入，这个看似简单的＂钢琴保管＂案件，逐渐显露出其背后惊人的真相：它是＂炮轰天安门＂阴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那半张看似普通的名片，则是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关键证据。
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
1950年9月26日深夜，北京城内一片寂静。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侦查处科长曹纯之在指挥室内召开最后一次行动部署会议。墙上的地图标注着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所有活动轨迹，每个点位都布置了精干的警力。
行动分为四个小组：甲组负责抓捕李安东，乙组负责抓捕山口隆一，丙组负责搜查证物，丁组负责外围警戒。每个小组都配备了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甚至连翻译人员都做好了准备。
午夜12点整，行动正式开始。甲组人员悄无声息地包围了甘雨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院内灯火通明，隐约可见人影晃动。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伪装成查户口的工作人员上前敲门。
当李安东打开门的瞬间，早已准备就绪的警员立即将其制服。房间内的搜查工作同时展开，在一个暗格中发现了那门被精心保养的迫击炮，旁边还放着详细的射击图纸和大量弹药。
与此同时，乙组人员也在北京军官会附近展开行动。山口隆一租住在一栋两层小楼内，楼下布满了暗哨。在确认目标位置后，警员们迅速突入。山口隆一正在整理一份密电，来不及销毁就被当场抓获。
搜查中，警员们发现了更多惊人的证据：多份手绘的天安门地形图、详细的人员部署表、各种联络暗号，以及一本记载着北京重要场所情报的笔记本。在山口隆一的床下，还发现了两个装有氰化钾的玻璃瓶。
丙组的搜查行动一直持续到凌晨。他们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角落，连墙壁和地板都仔细检查。在一个看似普通的箱子夹层中，搜出了多份与境外特务机关的往来电文。这些电文揭示了整个暗杀计划的细节。
最令人意外的是，在李安东的住处还发现了一份完整的间谍网络名单。这份名单涉及多个国家的特务人员，他们分别隐藏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担任着不同的职业。根据这份名单，公安部门随后又抓获了多名潜伏特务。
行动结束时，天已经微亮。这次抓捕共缴获武器装备：82毫米迫击炮一门、手枪两支、手榴弹八枚、各种型号子弹650余发。情报资料方面则包括：军事要地图纸、政要出行路线、重要机关部署图等大量机密文件。
参与行动的每个警员都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挫败了一起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暗杀阴谋，更打掉了一个盘踞在北京城内多年的间谍网络。整个抓捕过程紧张而有序，没有惊动任何无关人员，展现了公安干警的高超技能。
在押解犯罪嫌疑人返回途中，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北京城的街道。天安门广场上，工人们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布置工作，他们还不知道就在这个夜晚，一场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阴谋被永远地粉碎了。
最后的审判
1951年8月17日，北京城内气氛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的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大量群众。这一天，＂炮轰天安门＂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将接受审判。
审判在一间庄严的法庭内进行。法庭正中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两侧站立着手持钢枪的警卫员。当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带入法庭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骚动。
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走上讲台，开始宣读长达二十四页的起诉书。起诉书详细列举了两名被告的犯罪事实：从1950年初开始策划暗杀行动，搜集情报资料，准备武器弹药，绘制射击图纸，建立秘密联络网等一系列罪行。
公诉人出示的第一份证据，是从李安东住处搜获的那门82毫米迫击炮。这门炮被完整地搬到法庭上，上面还留有山口隆一的指纹。随后，大量的实物证据陆续呈堂：手绘的天安门射击图、加密的电报原件、暗号本、武器弹药等。
最具震撼力的证据是一份录音带。这是公安人员在审讯过程中秘密录制的。录音中，山口隆一详细交代了整个暗杀计划的细节，包括如何选择射击位置，如何计算弹道，甚至连撤退路线都安排得十分周密。
在铁证面前，两名被告最终承认了全部罪行。李安东交代，他受美国战略情报局指使，不仅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还长期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山口隆一则供述了他如何利用伪装身份，在北京建立间谍网络的全过程。
审判持续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王斐然宣读判决书：李安东、山口隆一犯有策划武装暗杀、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等重大罪行，判处死刑；其他同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判决结束后，法警立即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押往刑场。当囚车驶过北京街头时，道路两旁挤满了群众，人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特务＂的口号。长安街上的人流一直延伸到天桥刑场。
在天桥刑场，行刑前的最后程序仍在严格执行。法警宣读了最后的判决书，确认了罪犯身份。当第一缕晨光洒向刑场时，两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北京城的宁静。
这场审判不仅结束了一个惊天阴谋，更展示了新中国的法律威严。那些原本准备用来炮轰天安门的武器，此刻正躺在北京公安博物馆的展柜中，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而那份详细的天安门射击图，也被永久保存，提醒着人们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