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警卫员邵玉林接到命令，让他撤离彭真首长的住地。他一下子就被搞得晕头转向，感觉太莫名其妙了。这天，邵玉林和其他警卫员被送到了东珠市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消毒”。

当时，有人给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一、不准私自外出，买东西也不行；二、不准与其他人接触，亲属也不行。紧接着，邵玉林听到了电台广播“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

这时，他才知道首长已经“遭殃”了。而他们所谓的“消毒”，原来是隔离审查！对于邵玉林来说，可谓是晴天霹雳。

邵玉林被“消毒”期间，上边给他发了纸和笔，要他揭发彭真首长所谓的“反党罪行”。对此，邵玉林很是无奈。他一个小小的警卫员，只知道保护好首长的安全，照顾好首长的生活，他能知道什么特别的事情呢！

在邵玉林的眼里，两年的时间，他只看见彭真首长日夜操劳，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

不久，邵玉林就受到了牵连，他从部队复员到交通队工作。又不久，他被下放到了北京郊区的窦各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那时候，邵玉林的压力特别大，面对亲朋好友的误解，世人的白眼，他曾一度想不开。

直到1976年后，邵玉林才真正领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8年5月，邵玉林从彭真小儿子那里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过邓公、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努力，党中央即将批准彭真恢复党籍，恢复工作。

邵玉林特别激动，赶紧跑到原彭真的卫士李志玉的家，向其分享了这一喜讯。那些天，邵玉林的心情格外激动，天天忙着打电话。他很想见到彭真首长，向他诉说这些年的经历。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78年年底，彭真和夫人张洁清抵达北京的第一天，邵玉林就接到通知，让他去前门饭店见首长。一路上，邵玉林都很兴奋，脑子里思索着到时候该怎么开口？

等到见面后，邵玉林满肚子的话却只挤出了“首长”二字，随后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彭真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深情地注视了他好一会儿。随后，彭真问道：“这些年你怎么样？”邵玉林哽咽着说：“我还好，首长受苦了。”

彭真说：“都过去了，现在有句话我赞成：‘凡事都要向前看’。”这时，有人进来对邵玉林说，首长马上要去毛主席纪念堂，让他以后有时间再来看首长。

邵玉林只好退了出去。那一晚，邵玉林的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的往事。十几年的委屈，见到首长的那一刻似乎就一扫而空了。他的背上像是卸掉了一座大山！回顾与首长相处的日子，邵玉林颇为感慨。

1963年9月，中办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经主席批准，从海、空和驻京部队，选调了80名战士，在当时的中央政法干校，举办了一期“警卫员训练班”。

邵玉林接受了近一年的专门培训后，于1964年底分配到了彭真的住地当警卫员。那时，邵玉林刚满20岁，一脸天真幼稚。他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就是见到首长会害羞。

每次彭真在院子里散步，邵玉林就躲在树丛里偷偷看。他注意到彭真和夫人散步的方式很奇特，像是在比赛竞走。

一直到1965年春，邵玉林才正式地与首长说上话。那天，邵玉林在门口站岗，彭真乘车回来进了院。他刚关好大门，就听首长喊他：“邵玉林过来！”

邵玉林小跑过去，用一个军人的方式答了个“到！”首长笑着问他：“多大了”、“老家是什么地方的”、“是团员吗”、“愿意在我这里干吗”等等。

对此，邵玉林回答：“我20岁了。老家是河北省迁安县，我于1964年7月入的党。我很愿意到首长身边工作，只是怕干得不好。”彭真听后，笑着点点头说：“只要勤奋努力，世上哪有什么干不好的事！”

彭真的话，邵玉林一直记在心上。最后的一句，对他一生的成长都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春天里，彭真准备在院子里栽种一些蔷薇、月季花。为了更快地完成任务，彭真叫来了办公室的几位秘书，以及警卫员们一起铲土、挖坑。

彭真看到田秘书拿铁锹的样子实在是滑稽，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呀，根本不像个劳动人民出身。你看小邵还像那么回事。”邵玉林听到首长的夸奖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可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

紧接着，彭真的院子开始施工。邵玉林见到工人师傅们，正按着各种图案铺设甬道。他心里突然有个主意，他跑去和师傅们要来了很多漂亮的鹅卵石，在彭真夫妇经常散步的地方，拼成“祝您健康”几个大字，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邵玉林见过首长写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十四个大字苍劲有力，让他看了为之一振。有天下午，彭真出去开会，邵玉林留在家里为首长收拾办公室。

他看到首长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一张张写着“首都公安”的条幅。这时秘书进来了，邵玉林好奇地问道：“首长写这么多干什么用？”刚问出口，他就意识到不该问了。毕竟有规定，不该问的不许问。

秘书对他说：“首长一直关心首都公安的工作，《首都公安报》的报头，就是首长亲自题写的。”从那之后，邵玉林就开始对《首都公安报》产生了很深的兴趣，几乎期期都看，成了该报的头号粉丝。

邵玉林热爱首长，彭真也非常关心他。有一天，彭真在树荫下办公时，邵玉林过去给茶杯倒水。由于心里紧张，一不小心把暖水瓶塞掉地上了。他慌忙捡起来，用里面的水冲洗干净。

彭真关切地问他：“烫着没有？”邵玉林答了一句：“没事。”彭真不放心，拉过他的手，说：“你看，都烫红了，快去上点药。”邵玉林嘴里答应着，却悄悄地退了出去，继续执行他的任务了。

回想起刚才首长关心的话，邵玉林的双眼渐渐湿润了。

1966年春，首长开始变得与以往不同了。他沉默不语，经常独自坐在院子里思考问题，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邵玉林给他送去茶水，他也不喝，拿去风衣，他也不穿。

这样一来，邵玉林等工作人员都焦急不已，问首长发生了什么事，首长也不说。

有一次，邵玉林看见彭真和夫人在打乒乓球。夫人张洁清说她打得不好，把邵玉林喊过去，让他陪首长打一会儿。起初，邵玉林为了让首长高兴，故意给他发慢球、高球。彭真却很干脆，干练，打风很猛。

打着打着，邵玉林渐渐地忘乎所以，开始冲着首长发又急又快的侧旋球，彭真被打蒙了。稍微停顿了几秒，彭真说：“再来！”邵玉林就照样又发了个快球，首长还是没有接住。

邵玉林发现，彭真的脸色已经有点凝重了，但嘴里又说：“再来！”多次发球后，彭真终于接下了邵玉林打来的快球。那一刻，彭真露出了释怀的笑容。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邵玉林表示，首长即便身在险境，但他丝毫没有想过放弃。

参考资料：《我给彭真同志当警卫员》、《缅怀彭真》